一个小偷因受到怀疑被“请”进了派出所。三番五次讯问，小偷或坚不吐实，或避重就轻。经民警“提示”或慑于民警的“威严”，小偷交代了犯罪“事实”，甚至亲笔写了供词；按照小偷的交代，民警找失主核实，失窃时间、地点、财产等情况与小偷所言一一吻合，于是经过司法程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小偷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类似的破案、定案形式，在我们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案件破了，民警轻松了，百姓安心了。即使是当初破案中有些方法不是那么“恰当、文明”，老百姓也表示宽容：毕竟案件破了，为民除了一害；再说了，对这些人，还用得着来什么“文质彬彬”吗？即使手段有些出格，只要最终证明没有弄错，也无伤大雅，毕竟是好心办了辛苦事啊。

　　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工作就是一直处于这种宽容的思维定势和舆论氛围中：只要最后的结果没错，做到了实体公正，即使程序上有些瑕疵甚至不够公正，也无甚紧要。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我们常常偏向于追求实体公正，而对程序公正不去“求全责备”。

　　然而，程序上的不公正，真的能催生出实体公正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事例中，小偷所言除了办案人的“作用”外，绝大多数恰巧是其本人在闲谈中听到了作案人的“吹牛”，故而随口一编，显得“有鼻子有眼”。7月12日，本报报道的云南一名死刑犯人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的事例，更是对我们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当初定案的证据就是违法取得的，但是从最后调查的结果却并非“死刑犯人”作案这一点看，至少他本人书写的亲笔供词的真实性，已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谁愿违心承认自己根本没干过的犯罪勾当？！所以，在有关部门“总结造成错案的教训”时，我们确实有必要重点强调这样一个法律上的老话题：违法取得的证据，千万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即使是这种证据本身是可能真实的，也不能为了头脑认定中(最终未必如此)的实体公正，而去牺牲法律上的程序公正。将这一点要求落实到实践中，需要我们改变思维定势，调整办案思路，并为之不懈努力。

　　从逻辑上分析，程序公正，其结果可能是实体公正，也可能是实体不公正——我们所追求的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如果程序不公正，其结果虽同样可能是实体公正，或实体不公正，但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可能得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因为这种情况下丧失了执法公正的一个支柱、一个基础。程序公正，有可能放纵罪犯，但决不会枉及无辜；程序不公正，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不让罪犯漏网，但却极易冤枉无辜。“两害相权取其轻”，法治的精神认为，枉及无辜的危害远远大于暂时的放纵罪犯，所以对程序公正的追求理应放在首位。

　　在这样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世界上的现代法制文明都特别强调程序上的正当性，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我国也不例外。除了法律上严禁刑讯逼供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都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和定案的根据。

　　案件证据是否非法收集，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办案人应当是最清楚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冤假错案？除了水平上的原因外，绝大多数都与执法不严密切相关。所以在沉重面对死刑犯被改判无罪释放这样苦涩的错案时，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法律价值观念的革新：不冤枉一个好人，往往需要我们作出这样一种有胆识的抉择——暂时放过一个我们主观上认定的“坏”人，因为从法律上说，没有合法、足够的证据认定的“坏”人，仍然是一个应当洗清嫌疑的“好”人。本报记者王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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