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本不该这样死去

　　9岁的小学生石嘉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带着对人生和未知世界的无限留恋离开了他的父母、学校和同学。令他的父母万分痛苦和难以接受的是，半年前在学校组织的一次体检中，小石嘉就已被查出肝脏有严重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来告诉他们--

　　风中的蜡烛本不该熄灭

　　1999年11月24日，对山东省青岛市下岗职工石忠暖和张淑英夫妇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这一天，他们9岁的儿子石嘉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石嘉的母亲张淑英：“领着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说已经太晚了，问我过去孩子有什么异常现象，我说平常看不出任何异常现象，因为他平常身体素质都比较好。儿子到最后还有求生的欲望，他说‘怎么现在还没治好我的病？我怎么才能去上学？我想同学们，怎么才能去上学？’”

　　那么，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患上这一儿童极其罕见的疾病的呢？在医生的提醒下，石忠暖夫妇想起一件事来。半年前，石嘉所在的青岛市鞍山二路小学按照每年一次的惯例，曾委托卫生防疫部门给全校学生组织过一次体检，为了了解孩子这半年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夫妇俩到学校要回了那张体检表，一看之下，两人大吃一惊。

　　张淑英：“体检的时候已经检查出来了，他的肝部已经发现了一个4.4(厘米)大小的小包。”

　　在这张石嘉当时的体检表上，这几个不是特别清楚的字迹写的是：右上腹可及一4.4厘米大小包块。那么这句话对一个孩子和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青岛市肿瘤医院医务科主任陈建广：“必须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短的时间内明确诊断，拿出最佳的治疗方案采取果断措施，小于5公分的小肝癌手术切除再经过治疗，5年生存率达到76%。”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当石嘉的身体已经出现明显症状并送到医院诊断时，那个肝部的肿块已经扩大了一倍，达到8X8.3厘米，病情至此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陈建广：“可治愈性变成不可治愈性，能手术治疗的变成不可手术治疗，就是这样延误了治疗。”

　　学校，你该对生命负责

　　石忠暖夫妇愤怒了，他们当即找到学校领导质问此事，而学校方面的答复是学校当时其实已经把病情通知到了石嘉本人。

　　校长介绍，学校这几年的习惯做法是在体检结束后，体检大夫会把发现问题的孩子的体检表另外组成一组送到卫生老师处，卫生老师又把情况口头通知给各班班主任，再由班主任告诉孩子本人。但当我们找到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石嘉当时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时，她不愿意正面接受我们的采访。

　　石嘉的班主任：“我没接触过卫生防疫站大夫，体检完了以后是卫生老师告诉我的。”

　　记者：“您还记得她当时原话大概是怎么说的吗？”

　　班主任：“就是说他(石嘉)腹部有点问题。”

　　记者：“您肯定当时跟孩子说了这个事情了吗？”

　　班主任：“肯定。”

　　记者：“那后来孩子回去以后跟家长说了吗？”

　　班主任：“他说没说我不太清楚。”

　　趁着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两位石嘉的同学，却从孩子那里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回忆。

　　卫生老师和班主任当时有没有通知，以何种方式通知的石嘉，现在也许难以查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校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把这一体检结果直接通知到家长本人。石嘉的父母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

　　石嘉的父亲石忠暖：“如果在当时你告诉我们，很简单一条，你用个纸条就捎回来了。”

　　张淑英：“学校老师你尽一点责任，打个比方说，你学校老师的孩子检查出问题，体检结果单子你能这样放起来吗？体检完了，存档了，说第二年还要用，怕孩子拿回去丢了，这能是理由吗？”

　　对石嘉父母的责问，校方是这样解释的。

　　张玮秀：“作为老师来讲，没有这方面的医学常识，让她来理解这就是肝上的那个东西，很难。”

　　学校方面认为班主任和卫生老师都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问题就出在体检大夫的轻描淡写上。

　　张玮秀：“孩子的病从防疫站查出来以后，除了给个这么一张表上列的以外，其他的我们再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关照的信息。”

　　对于学校的这种说法，当时具体负责学生体检工作的青岛市卫生防疫站承认，他们在当时已经发现了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破例把这一人命关天的事着重提醒一下学校呢？防疫站是这样辩解的：“大夫的责任只是把他检查的结果留下，其他的他没有责任，因为他检查身体的工作相当繁忙，每天要查400个孩子，作为一个内科医生来说，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些工作。”

　　孩子就这么悄悄走了

　　而石嘉的父母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学校。今年2月，夫妇俩以儿子的名义起诉了鞍山二路小学，要求学校赔偿近万元的医疗费及精神损害费5万元。青岛市一家律师事务所无偿代理了这一案子。

　　青岛市江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萍：“学校一直始终强调已经对学生进行了通知，但是我们认为它这种通知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通知。”

　　家长和学校这一不寻常的官司也引起了当地一些媒体的关注，就在这个时候，石嘉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了，出现的症状令人不忍细看。

　　4月初的一天，当风景如画的青岛春意到来的时候，这个不满10岁的孩子悄悄地走了。

　　石忠暖：“我再也……再也见不着他了，想着这个事，学校对这个事应该负有很大很大的责任。”

　　孩子去世后，石忠暖夫妇以家长的名义继续起诉学校，现在原、被告双方都在等待着法院的正式开庭。

　　学校也应负起监护人责任我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是必须得去通知家长的。从法律的角度看，学校应该这么做。法律规定了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之外，也规定了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都属于孩子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是对孩子的人身、财产进行保护，注意他的安全。当然学校、幼儿园不可能像家长一样去给孩子看病。但既然你对孩子进行了体检，那么体检发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不管这个问题是什么，有问题就应该通知家长。

　　《民法通则》上明确规定，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属于任何行为能力都没有，就是完全没有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让他去转告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什么样的通知，这么一种转告或者说学校对孩子的这种通知，应该说不产生告知的法律效力。学校作为一个监护人，没有履行告知的这么一种很基本的监护职责，所以学校对于孩子的死是有责任的。

　　不能原谅的漠视我想起余华的小说《活着》。无论一个人是贵是贱，是小是大，是1岁还是100岁，每一个生命都应有生存的同等机会。有了生命才有一切的一切。活着多好啊，哪怕每天只和一头老牛说话。从乞丐到国王没有人不想好好活着，每一个想好好活下去的人都应该获得别人对其生命的尊重。

　　石嘉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带着一个9岁孩子对人生的留恋和不甘悄悄走了。他的可怜，不仅在于他万分倒霉地得了在儿童中间极少得的肝癌，这种绝症似乎是属于那些不堪生活工作重负，付出太多而补养太少的中老年人的，但年仅9岁的石嘉不幸得了。曾经听说未成年孩子被罚作业累死在课堂上的悲剧事件，石嘉的病是怎么得的，是否有学习太累精神负担太重得病之嫌，或者是别的比如环境污染等等原因致病，在此不敢妄加猜测扯得太远，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这小且无辜且脆弱的生命，早已被一张由漠视、机械、麻木等种种成年人的心态编织的罗网笼罩了！

　　我可以猜测那一次本来可能挽救小石嘉生命的体检，在与这次体检行为密切相关的大人们眼里，这只是一次形式上的走过场而已。体检在学校看来，或许不如一次为荣誉而战的广播操比赛重要，体检在日理万机的老师们心中也没啥分量，否则不会对于那些已被检出健康有问题的孩子，连给家长打个电话或写个字条都那么吝啬--退一步讲，对一个9岁孩子说你可能得了肝癌是合适的吗？在体检的卫生部门看来，“一天体检400个”是个数字上的辉煌，他们的行为只是机械行为，似乎与对孩子健康的关切统统无关，完成400个，他们依然谈笑风生，该干啥就干啥。在家长看来，体检在他们心中的位置可能还比不上期末考试的成绩报告单，他们当然很无辜，他们事先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孩子会得绝症，所以他们知道孩子在学校体检却忘了问问情况。说他们对亲生儿子的生命漠视他们肯定不会承认，但可悲的是，他们在无意识中漠视了。

　　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每一个该对一个9岁孩子的健康负起责任来的环节都漠然地走开了，所以，石嘉死了。

　　石嘉死了，这是中国家长们的悲哀，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也是中国医疗理念的悲哀。他是不应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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