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昆明，阳光灿烂。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残疾的代作兵坐着轮椅从遥远的云南迪庆中甸来到云南省检察院的控申处接待室里。

　　他只有34岁，两年前，伴随着呼啸的枪声，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击碎了他人生美好的梦想，也使他原本美满的家庭陷入了痛苦。

　　此案经两级法院4次审理，开枪射伤他的警官已经锒铛入狱，并被判令赔偿代作兵各种费用32万元。然而，在代作兵看来，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他精神的创伤。更令他无奈的是这32万元赔偿金至今尚未得到全部执行。

　　无辜青年遭不幸

　　一直在成都做服装生意的代作兵一家人，1998年来到云南中甸，开起了小吃店。生意刚有起色，厄运也紧随降临。

　　1998年7月14日晚9时，中甸“豪情”歌舞厅的郑小芳与男朋友刘某分手，心情极度悲伤，便邀约朋友代罗文陪同他俩到夜市摊叙旧。不一会儿，刘某有事回单位，郑小芳苦闷地与代罗文豪饮起来，两人喝下4瓶啤酒，郑小芳不胜酒力，有些醉意。代罗文见状，打电话到“豪情”歌舞厅，告之郑小姐喝酒醉了，派人来接一下。电话被“豪情”歌舞厅的谢小姐接到，她把郑小姐醉酒的事转告给正在“豪情”歌舞厅的迪庆州公安交警支队民警陈自云。陈自云一听十分不悦，拔出手枪上好膛放进自己的裤包里，同谢小姐赶到代罗文开的门市。这时代罗文扶着郑小芳从一出租房里出来，并将郑送上车，陈自云见了就一把抓住代罗文的衣领，让代罗文说清楚郑小姐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代罗文大声辩解：“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郑小芳也从车上下来说明：“这事与他无关，不关他的事。”这时，代罗文的老乡代作兵见双方扭扯在一起，便过来劝架，抓扯中陈自云用上好膛的“六四”式手枪鸣了一枪，后又扣响了第二枪，其中一枪击中代作兵的胸部，代作兵倒在血泊中。

　　枪声划破了夜空，震惊了小城的人们，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陈自云被当地公安机关羁押。

　　代作兵当即被送往迪庆州人民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左第六肋腋前线2厘米处可见0.7×0.7厘米皮肤破口，伤口流血，左肺呼吸音消失，双下肢触觉消失。

　　经法医鉴定：代作兵脊髓损伤，高位截瘫，属重伤。

　　在迪庆州医院住院20天后，代作兵先后转院至大理六十医院、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迪庆州藏医院医治。

　　法院四次审理定曲直

　　陈自云开枪击伤代作兵一案，迪庆州中甸县检察院以被告人陈自云无视枪支管理的有关规定，擅自使用枪支造成他人重伤，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代作兵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支付医疗费、伤残费、误工费等共计71.9万元。

　　1998年11月30日，中甸县法院作出判决，以被告人陈自云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由被告人陈自云赔偿代作兵经济损失共计22.6万元，其中已支付5.6万元(医疗费)。

　　接到法院判决，代作兵不服，他向迪庆州检察院递交了《请求抗诉书》，向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进行申诉，并以“赔偿金额太少，量刑太轻”为由提出上诉。

　　1999年1月13日，迪庆州中院作出裁定，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为由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1999年4月23日，中甸县法院经过重审以被告人陈自云犯故意伤害(重伤)罪，判处陈自云有期徒刑六年；由被告人陈自云赔偿代作兵经济损失32万余元(其中包括已支付的5.6万元)。

　　代作兵对判决仍然不服，提出上诉。

　　随后，迪庆州中院作出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终审裁定。

　　赔偿金无法得以全部执行

　　从1999年6月30日二审法院宣判至今，代作兵一直被病情和生计所困扰。

　　坐在轮椅上，他艰难地来回穿梭于法院、交警支队、政府等部门，希望得到有关单位的帮助，拿到法院判决的全部赔偿金，以解燃眉之急，维持生活的必需。

　　他拿着判决书，苦苦等待。

　　1999年9月15日，迪庆州中院向州政府写出书面报告，请求对代作兵给予财政拨款进行援助。迪庆州中级法院在报告中提出：经过大量调查，被告人陈自云现确已无能力赔偿代作兵的损失，请求政府拨出20万元给予代作兵作为补偿，切实保障受害人能安度残生，不再伸冤叫屈。

　　1999年9月，经法院努力做工作，正在服刑的陈自云借了6万元赔偿代作兵。此前，经多方协调，迪庆州交警支队从财务账中拨付给了代作兵2万元。

　　同年12月27日，中甸县法院在此案余款无法执行的情况下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

　　代作兵收到的6万元钱，支付了医药费及其他费用后，尚欠医院1万余元医疗费。为了家人和自己，他不得不继续上访。

　　而陈自云被判刑后，家庭境况也并不好，妻子患病多年，陈自云是家里的支柱，陈自云正在服刑，其妻独自难承重担。陈妻曾找到代作兵家人，希望他将陈自云担保出狱，不论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补偿丈夫犯下的罪过。

　　然而，法律是无情的，一切都难以挽回。由于陈自云的犯罪行为，两个家庭都失去了往日的安宁。

　　枪击致残生活艰难

　　在云南省检察院接待室，记者见到了轮椅上的代作兵和一步步推着他上访的妻子杨平芬。只见他满面愁容，身体消瘦。他忧伤地说，由于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真是生不如死。他痛苦地挽起裤脚，指着变得细弱的大腿说，它曾支撑着我走过32个春秋，如今我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它已经变形，细得快要赶上我的胳膊了。

　　令代作兵十分难过的是5岁的儿子会天真地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去劝架？”“爸爸是为了别人好。”而现在一家人过着如此困顿的生活，他无法跟儿子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

　　受伤后代作兵日常起居全由妻子杨平芬负责，上访、出行杨平芬相伴左右。当问起她以后如何生活，杨平芬总是一个劲地摇头，泪流满面，她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打击。然而今后的路还很长。

　　起诉州交警支队承担责任

　　对于自己的遭遇，代作兵认为迪庆州交警支队负有一定责任。其理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四章第十四条“人民警察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到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员，由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赔偿”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迪庆州交警支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代作兵于1999年11月将《依法赔偿申请书》正式递交迪庆州交警支队。

　　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今年4月，代作兵向迪庆州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迪庆州交警支队赔偿其损失72万余元。

　　日前，迪庆州中级法院对此案经过审理，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与否作出处理决定，赔偿请求人对决定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复议。现起诉人的赔偿请求未经行政先行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请求诉讼，违反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故作出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定。

　　代作兵已于近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报记者吴江南、通讯员张宏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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