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昌（化名），男，1970年出生，原北京某全国重点大学研究生，中共党员。1996年在实习期间，操作 计算机非法进入北京某证券公司营业部中心数据库，窃得多位股民的股票交易账号、资金等交易信息，并破译了股民的交易密 码，采取盗买、盗卖他人股票的方法，给股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自首后，于1997年12月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7年，现在山西省内某监狱服刑。

　　“偶然间，我进入了证券营业部的计算机数据库，可以动用七八千股民那像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我很兴奋。”

　　坐了一夜火车，在一个阴暗寒冷的冬日清晨，我来到了位于山西省境内的一座监狱。生平第一次走进监狱的大墙 ，即将面对的又是曾几何时京城股市上的“黑客”———某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才子，这一切都充满了神秘感。

　　在监狱的档案室，我看到了邵昌在入狱时填的登记表。在特长一栏中写着：计算机编程与日常管理、数理经济分 析、股市技术分析、英语6级、翻译、写作。

　　“报告。”

　　“进来。”随着管教干部的声音，监狱接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个身着灰色囚服，中等身 材，白白净净，一脸书卷气的小伙子。

　　他就是邵昌。他不卑不亢地站在我面前，直到管教干部让他坐下，他才入座。

　　“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针对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严重，想写一篇有关大学生犯罪的报道，给青少年以警 示。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采访？”说明来意，我心里却担心他断然拒绝。

　　“自己走错了路，把经历说出来，如果能对其他人有所警示，也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我对接受采访的态度是积 极的。”邵昌说话时显得十分平和。

　　这个目光柔柔的小伙子，3年半前竟是京城股市上一个神秘莫测的“黑客”。

　　1996年3月13日，股民孙某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账户上的资金，被神不知鬼 不觉地动用了，而且是以4．91元的高价买进了10万股深深宝A，使他一下子损失了13．1万元。

　　5月6日，在同一证券营业部，股民常某的遭遇更离奇，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其账户上的40万股湘中意A， 竟被以2．57元的低价卖出了，仅这一笔交易就损失了23．6万元。

　　5月13日，还是在这家证券营业部，股民余某账户上每股市值2．40元的琼海虹A，被人以0．38元的低 价卖出，而且一次就卖出50万股，如成交的话，其损失高达101．5万余元。

　　这3笔鬼使神差似的股票交易的操作者都是邵昌。

　　邵昌告诉我，这是他读研第3年发生的事。“1995年12月，在研究生实习阶段，导师推荐我去了一家证券 公司，此间我要完成毕业论文《从实证的方法论中国股市的数字特征》，还要帮证券公司进行股市投资分析，我被安排进证券 公司营业部的大户室。一天早上，在等待电脑启动时，我在键盘上随手按了几个键，没想到电脑停止了正常的运行。惊讶之余 ，我输入了几个命令，发现自己竟无意中进入该部的数据库。当时我马上意识到，数据库软件设计有漏洞，因为除了授权人， 一般人进入数据库属于非法进入。我很好奇，查看了几个数据库文件的内容。这一看非同小可，我发现除了股东交易密码是经 过加密方法处理外，在这个营业部开户的七八千股民的账号、资金、股票等所有交易信息我都能一览无余，我看到股民最多的 有5千万元资金，最少的也有5万元。我很兴奋，未及多想就尝试破译密码的加密方法，只觉得挺好玩儿，想试试自己的能力 。”邵昌笑笑，眼睛里掠过一道顽皮的光。

　　“高中毕业前夕，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的招生老师都争着要我，当时中国的所有大学我都可以上。”

　　然而想破译证券营业部的密码谈何容易？不仅需要具备高水平的计算机知识，还要有较深的数学功底，而这些都 是邵昌的强项。在那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他被老师称为“数学才子”。

　　“我从小就有一些数学方面的天赋，虽然生在农村，却是书香门第。祖父是个秀才，从小就向我们姐弟3人灌输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我的外公在当地被称为‘小诸葛’，他懂阴阳八卦，又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数学，常给我 讲九章算术、百鸡问题等等，还总爱考我，什么油瓶分别装着3斤、5斤、7斤油，怎样才能倒出1斤的？

　　“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保持前3名，有一次因贪玩儿考了个第5名，被父亲很结实地打了一顿，把棍子 都打断了。从此我就把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才须学也，学须静也’作为座右铭。中学 时我一直当班干部，是老师的宠儿，多次参加校内外举办的数学、物理等竞赛。

　　“1987年我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省一等奖；全国铁路系统数学竞赛第二名；全国中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 ；1988年到复旦大学参加中国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办的冬令营时，获全国数学竞赛三等奖……正因为这些荣誉，198 8年高考前夕，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的招生老师都愿意招我，当时中国的哪所大学我都可以上。我的数学老师就毕业于这 所大学，他告诉我该校的理科在全国是一流的，于是我被保送到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在这所精英荟萃的大学，邵昌度过了8年时光。谈及往事，他的声音低下来：“不堪回首，像做梦一样。我在大 学学的是基础数学，当时的理想是当数学家。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是国内外数学竞赛的获奖者，竞争激烈。我很努力，被评为三 好学生。毕业后许多同学出国了，我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你没想过出国吗？”

　　“想过，也做了准备，大三时托福考了600多分，但因为家里的事耽误了。1996年出事前，我正准备考G RE。”

　　邵昌虽被保送研究生，但由于学校那年推荐研究生过多，因此让他先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了一年。此间，他 和几位老师合作，为国家计委开发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和科技人员信息系统”软件，并通过部级鉴定。

　　“读研时我学的是管理科学，我的成绩很好，仍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入了党，当班长，是系研究生会副主席。 毕业前夕我被确定留校任会计电算化老师。”

　　邵昌平静地讲述他的经历。眼前这个一见管教干警进来就起立的囚犯，曾经竟是一个如此优秀的人才。

　　“你当时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提起破译密码，邵昌的眼睛里立刻闪烁出睿智的光：“破译密码确实不容易，我也只是偶然发现了软件的漏洞， 加上我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程度比较好，学过密码学和七八种计算机语言，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解密和计算方法，但能估计出 走什么路。我用了一星期时间，经过多种方法的试验，终于找到了其中的规律，把密码破译了。我知道了股民的密码，甚至可 以动用那像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当时我觉得很得意，特有成就感。欣喜之余，最早的想法是把这一发现告诉证券公司，证 明自己不错，可能人家会给我点儿奖励或提供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但冷静下来，我想到了那个贫困的家和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 和妈妈……”

　　“要不是因为姐姐、父亲的去世和一贫如洗的家，我不会那么做的。”

　　邵昌坦承：“我之所以产生破译密码后弄一笔钱的念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家。别人会认为我这是借口，但 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回忆童年的生活，邵昌说很苦但很快乐。“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放过鸭子养过牛，大冬天到水稻田去育秧，几 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哪修铁路就到哪去，长年不在家。母亲是民办教师，收入微薄，不但要抚育3个孩 子，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记得那时常常吃不饱，全家只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能吃饱，每次他吃饭时，我和姐姐都盯着他的碗 ，只要他剩下一点儿，我和姐姐就会扑上去抢着吃。

　　“后来全家随父亲搬到城市，母亲的民办教师当不成了，就到服装厂当缝纫工，计件工作很辛苦。为帮家里挣钱 ，我上初中时就给服装厂打工缝扣子，缝一个挣4厘钱，从那时我就知道了挣钱不容易。父母的生活一直很清贫，尤其是母亲 ，从来也没有去哪玩儿过，没穿过好衣服，金银首饰就更没有了。小时候我不太懂事，觉得父母特别小气，我不小心打碎了什 么，总会遭到很严厉的斥责。我想，那东西也不值几个钱，至于吗？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生活的压力造成的，我觉得特别 心酸。虽然家里经济拮据，但父母把教育开支放在第一位，直到供我们3人上大学。”

　　“如果不是家里遭到两次沉重的打击，我可能不会走上犯罪的路。”

　　1988年9月8日，当邵昌兴致勃勃地下了火车到北京的那所全国著名学府报到时，等待他的却是噩耗。那天 ，在北京另一所大学读研的姐姐，为了赶来看他，骑车途中不幸被一辆大卡车的挂车撞死了。

　　“姐姐比我大4岁，她是从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的，而且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父亲总对我和弟弟 说‘看你姐多争气，你们要跟她学’。姐姐的惨死，使我们家遭到一次打击。”邵昌神情黯然地接着说，“1993年暑假， 我准备考GRE没回家，忽然接到家里‘父病危’的电报。我赶回家，知道父亲已被确诊为恶性脑瘤晚期。父亲是个很聪明的 人，琴棋书画都很出色。在医院陪伴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情恶化，直到连注射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 时间。半年后他去世了。为父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母亲失去了生活来源，弟弟还要交学费。”

　　面对贫困，邵昌决定铤而走险。

　　“我想，大户股民的资金数千万，也不知是哪来的，弄他十万、二十万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良心上说得过去。 ”

　　“你对股市了解吗？”我问邵昌。

　　“去证券营业部实习前，为了做毕业论文，我读过一些有关股票知识的书，对流行理论比较熟悉，但没有操作过 。破译了股民的密码后，我开始筹备这件事。1996年寒假，我回家编了一个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谎言，从老师、同学和邻 居处借了7万多元钱，以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了户。我的方案是，选择一家大户，用他的资金或股票，或高价买进，或低价 抛出一定数量的股票，使股价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拉升或压低，而我则在此时抛出或买进同种股票，就可获取其中的差价。我 看到这些大户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资金，有时一天光赔就赔几十万，心想，他们这钱也不知是哪来的，弄他十万、二十万连百 分之一都不到，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我认为找大户良心上说得过去，散户不容易，都是血汗钱，不能动他们的钱。当时也 并不想多弄，只想弄个十万、二十万给家里就算了。”

　　邵昌暗暗记住大户室几个股民的资金账号、密码和股票数量，专门挑选了交易最冷淡的股票，然后开始进行交易 。第一次，他以大户股民孙某的名义，用高价5．5元买进10万股深深宝A，股价拉升到了额定的高度，但他在抛出1．8 万股该股票时，由于电话委托的线路故障而耽误了，结果让别人高价卖出了，他分文未得。而孙某却以4．91元的成交价格 买进了该股票10万股，损失13．1万元。

　　第二次，他从大户股民常某的账户上以低价0．41元1股的价格，抛出40万股湘中意A，结果却因股市交易 日趋红火，抛出股票数量不够，未压低到预定的价位，使他低价买进12万股该股票的计划落空。而常某却以2．57元1股 的成交价卖出该股票40万股，损失23．6万元。

　　“这两次因时间没把握好，结果让别人像天上掉馅饼似地捡了便宜，我没获利，还给股民造成36万余元的损失 。”邵昌说：“第三次，时机更不好，股市开始火爆，股民们天天盯着自己的股票。但当时我很着急，借的钱快到期了，实习 也该结束了，只好咬牙孤注一掷。我在股市开盘前15分钟的集合竞价时间段，以0．38元1股的低价卖出了余某50万股 琼海虹A，然后用我母亲和女朋友名字开的账户买入该股票15．6万股。这次基本如愿了，我买到12万股。开市后经查询 我知道成交了，长叹了一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只等第二天抛出股票，收回现金，还账、给家里。”

　　当邵昌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他没想到事主已发现交易异常并通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此交易被冻结，避免了 事主101．5万余元的损失。

　　第二天，邵昌到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割时，知道这笔交易被冻结，顿时觉得不妙。离开证券营业部后的几天，邵 昌说他忐忑不安地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存在侥幸心理，我无非是在键盘上敲几下或打个委托电话，没留下任何证据，他们发 现不了，最坏的情况就是把我列为重大嫌疑人。另一方面则想到，反正已经做错了，应该敢作敢当，承认了事情也许能化小， 争取比较好的结果。”

　　惶惶不可终日地度过一星期，邵昌始终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学 ，同学们一致认为，没有比自首更好的办法。当晚就带他到导师家，导师立即送他去学校保卫部自首，他被留下了。第二天他 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3个月后被逮捕。1997年1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以盗窃罪判处邵 昌有期徒刑7年。

　　令邵昌念念不忘的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是在他读研时相识的，她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法律系的学生。邵昌作案 时的股票交易账户是用她的名字开的，她为此还被警方列为嫌疑人，但她确实一无所知。

　　“你被判刑后，她来看过你吗？”

　　“看过。隔着铁窗我对她说‘我判7年，咱们还是分手吧。’她说‘我等你。’我觉得今后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 来越大，能和她做个朋友已经很知足了。去年她在赴美留学前来和我告别，留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每天新的太阳仍然属 于你。”

　　“虽然处在人生的低谷，但只要不停地往上走，还是能走到山顶的。”

　　邵昌告诉我，被关押后有段时间他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那么大的反差，真是接受不了。经过好长一段时间， 慢慢能面对现实了。对我来说，这次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我现在除了亲友的爱和一技之长外，真 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越说越伤心：“一失足成千古恨，想起往事就非常难过，非常惭愧。父亲去世后，本来家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可我……奶奶今年90岁了，真不知能不能再见她一面。母亲56岁了，这些年受的苦很难用语言形容，我最大的心病就是 出狱后如何去见母亲，最怕看见的就是母亲头上的白发。”邵昌的头深深地垂下了。

　　我问：“你在监狱每天干什么？”

　　“我负责电脑培训，教40个学生，培训后他们要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劳动部门发的等级证书。管 教干部很重视人才，有特长的人在这儿都能得到发挥。监狱确实称得上特殊的大学，这儿有电脑、烹饪、缝纫、电器、写作等 24个教学班。

　　“早5点半起床，6点半至7点半备课，早饭后我上午备课，午饭后睡两小时，下午两点至4点上课，4点后在 计算机房为下一班人做准备或编教学软件，晚饭后7点半至9点半上课。没课时看电视或进行政治、文化学习。”

　　“你每天能睡午觉真够幸福的，我都没时间睡。”

　　“中午不睡觉，下午没精神。”邵昌一本正经地回答。“这儿每隔一天吃一顿肉菜，每星期可用IC卡给亲友打 两次电话，每月发零花钱，可以在里面买方便面、水果、日用品。管教干部鼓励我们读书，我的英语和计算机一直没丢，每天 坚持背单词，读英文原版小说，《教父》、《双城记》、《廊桥遗梦》都是我在这儿读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人人都 能成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给我的启示是：人的成功需要有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勤奋、正确的方法。人的成功就 是要拼搏，哪怕起点低一点，只要每天前进一点，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

　　“你的刑期还有多久？”

　　“3年半加10天。”

　　“你记得可真清楚，不愧是学数学的。”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早日重返自由世界，趁年轻多做些事，用自己的汗水 洗刷这污点。”

　　“你将来出去后有什么打算？”

　　“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对什么样的起点我不在乎，哪怕先去给人打工，有了经济基础后自己做些事，将来再有 机会就到国外发展。我现在虽处在人生的低谷，但只要不断地往上走，还是能走到山顶的。”想不到身陷囹圄的邵昌，在逆境 中竟能如此自信。

　　临走前我参观了监狱的计算机房，门口放着多双白软底鞋，里面有10台586电脑，邵昌正忙着准备为监狱的 现代化管理开发软件呢。我说：“希望早日能在北京见到你。”

　　“谢谢。”他笑笑，眼睛里充盈着感激的光。

　　邵昌说：“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导师说：“他有不懂法的因素，也有不懂做人的道理。”

　　从监狱回到北京后，为了进一步了解邵昌及其犯罪根源，我分别采访了他的同学、律师和导师。

　　“他是非常优秀的，是尖子中的尖子，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免试，而且被留校。他计算机全凭自学，水平很高，连 老师都请他辅导。不仅是成绩，他当研究生会副主席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组织能力很强，光荣誉证书就有这么一大摞。”邵 昌一位在中央某部工作的同学，一边激动地介绍着他如何优秀，一边用手比划着他得过的证书足有一尺高。“他非常善良，在 艰难的生活环境中知道承担家庭的责任，自首前还托我们照顾他母亲。”

　　同学认为对邵昌判得太重了。“他破译了密码，就像小孩打游戏机过了关似的，觉得好玩。他弄钱不是主要目的 ，没有恶意，如果有强烈的犯罪意识，他完全可以让那家证券公司倒闭。出事后他去自首，态度很好。我们到关押的地方去看 他，管教干部都反映他表现优秀。一般人犯罪后态度低落，我们每次去看他都怕他有从天上掉到地狱的心态，但他很乐观，让 给他带英语词典和特别深奥的书，谈出来后想干什么事业，非常积极向上。”同学一再强调：“他的行为只是过失犯罪，不是 恶意的主观行为，判7年太重。”

　　可他的律师却认为，像这样数额巨大的盗窃罪，判7年算轻的，如果他没自首，至少得判10年以上甚至无期。 要是按老《刑法》判，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记得在监狱里，我曾和邵昌谈起大学生犯罪问题，他说：“大学生犯罪应引起社会的重视。我进来后，在号子里 接触的大学生不少，光我们学校的就有五六个。大学生犯罪在校生以小偷小摸盗窃居多，偷录音机、偷自行车，有时一抓就好 几个，谁也没把它当回事。

　　“我觉得大学生犯罪和学校的法制教育欠缺有关。我在大学时，虽有法制教育课，但很理论化，老师基本照本宣 科。而学生们也没心思学，就是去混，觉得那东西学了也没什么用。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作案时虽然隐隐约约也觉得是违法 的，但到底违反什么法律，违法到什么程度，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不清楚。自首后，我只想会被拘留，没想到会判多少年。进 来后我开始认真地学习《刑法》，感到我被判了7年还是值得庆幸的。”

　　在采访邵昌的导师、一位德高望众的老教授时，谈到邵昌因为不懂法而导致犯罪，教授说：“他干这事儿有不懂 法的因素，也有不懂做人的道理。他非常聪明，是学校的才子。但从道德品质方面来看，他不算非常好的人。据一些老师反映 ，他在实验室帮老师作课题时，挺计较报酬，给钱多积极性就高，给钱少就不干活儿。他在学校的计算机房也干过破译密码的 事，学校规定上网浏览要交钱，他避开了。我让他记录学生交作业情况，发现有些中途退课的学生仍被他记录交了作业。坦率 地说，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学生。

　　“没想到教了一辈子学生，快退休了，怎么最后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捅了这么大的漏子。想起来觉得很惭愧。” 老教授的表情显得十分凝重。

　　“他犯罪和您的教学没关系，他在学业上不是很优秀吗？”

　　“还是有关系。我们学校的特点是强调学生自立、自觉，尊重学生的个性，老师和学生之间往往是学业上的关系 ，不怎么管他们个人的事。看来这一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学生虽然非常自立，但太放任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苗头被忽视了。

　　“对教育学生，我也感到困惑。五六十年代，老师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但那时工作方法简单。现在， 人们讲究个性，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学生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也不行，老师越来越不愿意管学生了。拿我来说，监考是非常 厉害的，对学生的小动作绝不客气，可人家说，学生不承认作弊，你没有证据在法律上站不住。我说，通过这两份卷子我可以 判断他们作弊。人家说，只有当场抓住或有几个人看见才行。我说，可以找专家鉴定。人家说，专家鉴定是否有法律支持？唉 ，教了40年书，到头来反倒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学生了。”

　　这位有着40年教龄的我国管理科学领域的著名教授，如今竟会对管理学生不知所措。我想，教书育人这里面是 否存在着一个误区？

　　“听邵昌说，在号子里遇见好几个你们学校的学生，学校用过他们的案例对在校生进行法制教育吗？”

　　“没有。有的案子要不是学生私下嘀咕，连我也不知道。不过，校领导都喜欢讲学生中谁当了大官，谁当了大款 ，谁当了院士，越荣耀越好。讲逮起一个人来多不光彩，家丑不可外扬嘛。其实，对学生不应光讲学校的光荣传统，给他们讲 讲这些案例，能起到警示作用。”

　　我想，教授说得很对。邵昌一案就是最好的证明。本报记者 刘元 □王玄亮

资料：中国互联网权威管理机构CN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