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海南农民王万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远行。他在1988年底参加了 风行一时的新马泰旅行团。

　　在这次旅行中，王万民踏上了不归路，病死于香港。

　　半年后，因为曾经与这个被怀疑患有传染性黄疸型肝炎的人同行，17名旅 行团成员中的15人联名起诉旅行 的组织者海南中国青年旅行有限公司，打起了 一场标的15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官司。

　　在王万民周年忌日到来的时候，官司的一审有了结果，15名原告的所有诉 讼请求均被驳回。　　

　　旅行团里有个高危传染病人

　　15名原告起诉旅行社，正是因为他们怀疑王万民是一个严重的传染性黄疸 型肝炎患者。他们在15天同行过 程中，由发现产生怀疑、由怀疑产生观察、由 观察产生议论，最后是挥之不去的恐惧。然后是尽可能的逃避，逃避一切接触 。

　　然而由于旅行团集体行动的一贯传统，他们无处可逃。

　　“代理领队”胡永平在旅行结束后回家前，扔掉了所有用过的衣服，彻底地 洗澡并去医院检查没有感染后才去 见老婆孩子。有人甚至扔掉了所有涉及王万民 的照片。　　在目睹和感受王万民病情逐步加重最后客死他乡全过程回来后， 这些要在来 之不易的跨国旅行中找乐子的人，由恐慌进入另外一种状态---愤怒。

　　他们强烈地感觉到被侵害。要求旅行社为这次名不副实的可怕旅行“埋单” 。

　　60岁的梁心玉是海口市滨海小学的退休老师，她与丈夫王安宁一起报名参 加了这个旅行团。但1998年1 0月28日旅行开始的当天，他们就被开了一 个玩笑，

　　从早上8时左右集合飞深圳过关去香港，到晚上8时左右才有饭吃。从 香港过来的导游说这是惯例。

　　在深圳等待过关时，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团员，“他总是有气无力地坐在那 里，不动也不说话，我以为他饿坏 了，但他的脸色说不清楚为什么让人觉得害怕 。”

　　事实上就在这段时间，与这个人同来的66岁的林绍煌也感觉到不对。他问 这个比他小２０岁的同乡任何事都 没有什么反映，而且拒绝买食物充饥。

　　这个人就是王万民。

　　梁心玉听到了一个自称搞过医疗工作的人在议论：“那个人的脸和眼睛为什 么那么黄？像是黄疸型肝炎。这样 的传染病人怎么跑到旅行团里来了？”

　　这个问题一冒出来就成了旅行团中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后来这个问题也一再被提出来。原告代理律师韩传华认为旅行社在该问题上 犯有大错，首先是对游客的健康状 况应该有所了解，应该询问王万民的病史或者 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出境旅游。

　　另外，游客按规定在出境前要自行办理《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即所谓“黄 皮书”。旅行社包办了“黄皮书” ，在有关部门交钱戳章子了事。这种造假的做 法也被解释为“惯例”。

　　“如果王万民自己去办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就会被发现。后面的事就没了 。”

　　“即使王万民自己去办理，防疫部门也不会管他的健康状况，‘黄皮书’是 为了防止从境外带进特种病毒，至 于从里往外带，还没有听说有法规要求旅游者 进行健康检查并取消不合格者参加旅行团的权利。”被告律师付增玉说健康证 明 通常是由医疗机构出具。

　　双方律师在调查中都获得了王万民过去的一些医疗记录，王万民患有乙型肝 炎、黄染、肝硬化、伴腹水，并作 过脾切除手术等等。

　　王万民的儿子20岁的王海云承认，医生早就对王万民下了最后通牒，他的 生命以月甚至以天来计算。

　　出巨资让从未出个远门的患有绝症的家人出国旅行一次，这种出发点谁能够 说什么呢？

　　遗孀何声蓉拿出了王万民最后之旅的相关材料，除了一本护照，就是香港相 关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书”。她 在旅行社的安排下到香港处理丈夫的后事，却 没有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原因到底是什么？也许她不必问。

　　旅行社也说不知道。没有相关证据。

　　不过王万民是否真的死于一种传染病已经不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 门槛”，无论是哪种性质的疾病， 都可以顺利地加入旅行团参加旅游。

　　如果王万民没有死于传染性强的某种肝病但有这种病，如果他不是把病情写 在脸上让人一眼就看出来……那么 茫然不知的胡永平就不会搞“大扫除”，他可 能带着病毒回家，去与妻儿相会。　　

　　“代理领队”和违规行为

　　还有一个派生出来的问题。

　　我们的旅行机构会不会劝说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报名者放弃旅游的念头，损 失一笔收入，因而救了这个人一命 呢？

　　旅游可以认为是在享受另外的文明。但是在某些旅行机构那里，不文明的承 办过程是旅客被迫付出的代价。其 实并不是什么规矩都没有。

　　比如海南省就对价格有“最低保护价的标准”，像王万民参加的这种团，合 法最低价格约为10000元。这 个团的１７名成员由7500到9200不等 ，全部低于“红线”。有人说这也是十分普遍的做法，“惯例”而已。

　　韩传华在起诉状中把这一点提了出来。对方的反应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因为有人反驳道：“给你们优 惠价格，反而成了攻击我们的武器，天下哪有 这种不讲道义的人。”

　　尽管旅行社至今没有认为降价影响了他们的服务质量，但是客观上他们一开 始就违反了有明确规定的一条：“ 团队的活动必须在领队的带领下进行。”而且 领队必须经过资格认证。没有任何资格的游客之一胡永平被旅行社点为“代理 领 队”。

　　胡永平说：“我根本不知道领队该做那些工作，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把大家 集中起来统一行动的联络人。”

　　他不知道的包括这样的重要职责：“团队在境外遇到特殊困难和安全问题， 领队须及时向我驻外使领馆、驻外 旅游办事处报告，组团社须及时向国内旅游行 政管理部门及公安机关报告。”

　　旅行第五天，全团乘船到泰国的格兰珊瑚岛。人们发现王万民的病情发生了 巨变。在此之前，他虽然显得疲惫 不堪，但是还撑着参加种种活动。但是在美丽 的海滩上，梁心玉看到他最后躺在那块石头上，等待众人从海底世界游览回来 。 此后他参加的活动越来越少，每到一个景点他都会留在车里。没有人去向他本人 打听病情。但是大家开始议论是否该把 他送到医院检查一下。

　　问题反映到“代理领队”胡永平那里，他明白有些人已经开始无法忍受王万 民的存在。他们要求送王万民到医 院检查。他相信如果确认王万民的确会传染肝 炎，他必定会被排除到旅行团之外。

　　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仅仅像一个游客那样去找导游，导游说送医院将会 需要非常复杂的程序，但是大家的 行程都会被耽误。其实复杂的问题在于费用---医疗的费用，因行程拖延造成的团队食宿等增加的费用，谁来承担？

　　于是王万民被接待国的导游们一站一站地推下去。庄依梅说一个导游为了逃 避送王万民入医院的麻烦，在飞机 起飞前好几个小时就把全团人拉到机场说拜拜 。

　　那些外国导游这样做似乎不难理解。在马来西亚，这是旅行的第10天，王 万民的腹部像孕妇一样高高隆起。 胡永平再次与该国负责接待的导游交涉，对方 表达了明确的态度：“没有与海南中国青年旅行社联系，不能带王万民去医院 。 ”

　　不得已，王万民的同乡林绍煌自己找亲戚送王万民去医院检查，结果诊断为 传染性黄疸型肝炎，伴腹水，必须 立即住院。这个结果使全团的人神经高度紧张 ，噩梦变成了现实。但是诊断结果和王万民奄奄一息的状态并没有使导游松口 ： “你们办的是集体签证，必须集体离境，缺一不可。”

　　这次王万民是被抬上飞机的。到达香港后，王万民陷入昏迷。

　　韩传华认为一次次推诿导致了王万民病情不断恶化，正是由于没有代表旅行 社的正规领队，不能拍板及时救治 病人，“拖死了王万民。”旅行社为了降低成 本指定“代理领队”，实际是“偷工减料”。

　　付增玉说，就在去年7月新规定下来之前，指定“代理领队”或者“临时领 队”的做法相当普遍。又是“惯例 ”。

　　经法庭认证的海南中国青年旅行有限公司还存在一系列违规行为：超范围经 营、不与游客签定必须的合同、代 办“黄皮书”、未按规定为游客办理旅游意外 保险等。

　　原告认为这些行为与王万民的死和其他游客的利益被损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法院的表述是：“以上被告行 为虽然与法相违，且错误法所不容。但其行为 并未造成原告利益的损害，无须承担原告诉请的法律责任。”“可由旅游管理 部 门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人性和理智的考验

　　林绍煌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陪伴和帮助王万民的人。

　　他住在王家的对门。一天王万民来找他，邀他一起去旅游：“你不去我就去 不了，我不会说普通话又不识字， 出门找不着回来。”

　　终于他和王万民一起去海口报到。

　　但是当时高高兴兴的林绍煌万万料不到从旅行的第一天起，他就饱受一种屈 辱的折磨：“我发现没有人理我们 。吃饭时说海南话的自然成了一桌，也很少理 我们。我以为他们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农民。”

　　等他终于明白大家如避蛇蝎的态度是冲着他身边的人来的时，他已经被所有 的人认定必须与王万民同宿同食。 王万民极度怕冷，在闷热的房间里，林绍煌不 能开空调，他把所有的单子被子给王万民盖上，王万民仍然在发抖。

　　林绍煌最后把自己泡在洗手间的浴缸里。尽管他也恐惧和烦躁，但是别人给 他的感觉好像是这是应该的，他觉 得不公平。

　　让人笑不出的笑话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

　　吃饭的时候，只要他与王万民在桌子边坐下，人们就会争取挤到另外一张桌 上去。所以经常一桌有十几个人， 另一桌只有几个人。谁来的早就可以远离王万 民，人们在静悄悄地加速抢位置的行动。

　　只要是王万民夹过的菜，就没有人再会去动，大家就着小菜和调料下饭。泰 国一家酒店的厨师还因此而费解中 国人的饮食习惯，他拿起那些几乎原封不动的 菜肴鼻子仔细闻以确定是不是味道不对。

　　抢位子的“主战场”转移到每天坐很多次的巴士上。行动缓慢的王万民每次 几乎都是最后上车，只有坐在最后 。于是靠前的位置就成为争夺对象。如果是大 车，在王万民周围会自动形成“隔离带”。如果是小面包车，争夺就激烈了。

　　在泰国的一次活动中，冲突在两个成年男性间爆发。原因是其中一人拒不承 认另一人妻子的物品“占”的位置 。争端被再次引发在酒店的大堂里，当着来来 往往的各国客人，两个中国人为了抢座位的积怨吵得脸红脖子粗，几乎动手。

　　酒店的一位华裔管理员看不过眼，走过来劝阻说：“你们这样闹，人家都会 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野蛮。”

　　旁观的梁心玉等人听在耳朵里，都觉得无地自容。

　　但是在飞往香港的国际航班上，奄奄一息的王万民徘徊在鬼门关的时候，有 两个旅客为了争一个远离他的座位 又一次闹得不可开交。如果肝病不会影响思维 能力的话，我们不敢想像那个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的内心感受。

　　提起对病魔的恐惧，又能有谁比王万民更恐惧？

　　游客们的恐惧已经变形了，他们甚至不让王万民的行李和自己的放在一起。 很多时候，王万民要自己拖着行李 ，蹒跚地走向巴士，到他的最后一排去。在香 港下飞机的时候，他已经走不动路。林绍煌独自带着王万民的行李，搀扶着他 上 车到最后一排，让他一个人坐在那里。

　　不远处的胡永平听到了风箱般不规律的呼吸。倒数第二排的覃磊看见一幅可 怕的景象。王万民慢慢地倒在后座 上，陷入昏迷。他叫喊起来，大家也喊了起来 ：“这个人不行了，快送医院。”

　　最后一站的香港导游在压力下接过了前面数个导游一路扔下来的“烫手山芋 ”，但是他不忘把车先开到酒店， 并安排游客买一种印有他们照片的碟子。

　　12月9日下午，林绍煌和胡永平护送王万民进入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凌晨 死去。

　　一直沉默和孤独的王万民在最后一次告别时作出惊人之举，他从担架车上突 然坐起来，一把抓着了胡永平的胳 膊。大惊失色的胡永平反应过来时，王万民已 经消失：“那眼神中的恐惧真的吓人。”

　　他本来可以安详地在亲人们悲戚而关怀的目光中面对死神的。

　　本报记者　孙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