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较长篇幅表彰了大寨的先进事
迹，树立为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典型，提倡
学习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
思想、风格。

    12月26日毛泽东请陈永贵吃饭，称赞他是“庄稼专家”
勉励他不要“翘尾巴”，对他寄予厚望。

    就在这时，一篇反映大寨干部抵制“四清”运动，少
报耕地面积的《记者反映》，摆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面前。

    新华社出有一种在党内交流工作的刊物《内部参考》，
主要登一些暂时不便公开报道的情况和不成熟的经验。当
时通过机要部门发行，范围比较小，只提供给地、师以上
领导参阅。《记者反映》又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
只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参阅。

    这篇《记者反映》是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田
培植写的。新华总社《内参》编辑组副组长夏公然后来对
分社的冯东书讲，刘少奇看了大寨耕地不实的情况后说，
这涉及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刘少奇讲话传到总社，
摄影记者拍不拍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照片就犹豫了。后来
决定先拍再说，这才有后来发出的毛泽东和陈永贵握手的
照片。可见此事引起的风波不小。

    陶鲁笳在《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一文中说：“周总
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长卫恒和我三人
去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周总理谈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时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
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因此，
“周总理要我们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

    “国际影响很不好！”就是要影响到领袖、总理的声
誉。写《内参》的记者哪能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内参》反映的事实属实，就说明大寨是个欺上
瞒下的假典型，也欺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这件事引起中国领导人如此高度重视，始料不及，弄
得陈永贵极度紧张。

    这篇《内部参考》所反映的问题，最早提出来的是几
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当时农业劳动模范有两项硬指标，一项是参加集体生
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项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高，交
售公粮多。1963年陈永贵这两项指标都冒了尖。他一年劳
动日达到300天，大寨粮食亩产量达到774斤。

    国家那时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亩产量的
目标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500斤，
长江以南800斤。 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现在
黄河以北的大寨已经达到774斤， 真是令人鼓舞的高产奇
迹！

    当时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是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
他们所在的大队和大寨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他
们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或耕作精细，或经营管理有方而
令人信服。有的在毛泽东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介绍过，受到过表扬。如今，陈永贵超过这些全国劳模，
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压力也很大。1963年初全省劳模会期
间，他们就和陈永贵约好要到大寨“取经”。

    听了陈永贵介绍大寨的情况和整地、耕作方法后，劳
模们又到几个地块参观，第三天又一块开了一个座谈会。
会上李顺达提了个早就在思考的问题：来参观的人这么多，
接待任务很重，又经常外出开会， 你怎么一年能作300个
劳动日？

    陈永贵沉思后答：有这个问题。队里的工作一般在夜
里、下雨天办。接待集体参观就要耽误些时间。陪参观一
小时，介绍两小时，耽误的时间，我以早出工晚收工的办
法补起来。社员也照顾我，让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
的队干部还到地头帮我干点活。垒坝我一个人顶一个半。
去年出工270天，实际做劳动日290个。大队长、会计和我
有补贴，别人不补。去年给我补了50个工，全队干部补贴
工占社员投工的0．3％。

    这些劳模对大寨下苦功夫整修土地，精耕细作，心服
口服，对大寨干部参加劳动也很称赞；但认为大寨的耕地
和亩产量，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

    这不是故意挑剔，而是要作为学、赶目标所作的测算。
上级党委会问：“大寨能达到的水平，你们为什么达不到？
因此他们就要认真考察。但是作为劳模之间的观摩，他们
不宜在大寨干部面前谈这个问题，只能对他们认为比较公
正的记者谈他们的看法。我听了这些劳模的意见以后，不
能不加以重视。向分社汇报后，副社长马明要我如实写出，
供省委领导参阅。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记者来信》。当时写这篇稿子
目的是，希望省委有关领导启发陈永贵报产量要实事求是，
让李顺达这些劳动模范心服口服，以利于学大寨，赶大寨。

    1964年4月24日新华社传达刘少奇指示：“最近报纸
发的典型多了些。各地对典型要核实一下，免得有浮夸。”

    根据这个指示，中宣部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新
闻单位对报道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要核实准确，如有差错，
追究记者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这时反映大寨产量不实的《记者来信》送到省委负责
人手里。

    过了一个月，分社副社长李玉秀、田培植来到了大寨，
这时，晋中地委派出的工作队也进了村。谈到大寨的耕地
面积，工作队提供了山西农学院科研人员在这里测算的数
据。大寨从土改到合作化报的耕地面积一直是802亩，而
这位农科人员从播种的种籽推算，可能是1200亩，这就比
大寨报的802亩多出50％。土地面积多了，平均亩产就少
了，由此引出大寨单位面积产量不实。

    两位记者听了副省长、工作队提供的情况，就到北京
向总社汇报。总社编辑部领导认为应该把情况如实向中央
反映，但不要扩大影响，只登《记者反映》。后来田培植
对我说，他们写稿时用了我那篇《记者来信》中李顺达等
认为大寨耕地不实的材料。

    周恩来总理看到《记者反映》，讲明这件事对国内外
的影响后，华北局、山西省领导人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立
即派山西农林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贯文，带
着一批助手，到大寨丈量耕地。

    1965年1月， 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
、昔阳县共同组成工作组进驻大寨，这就是当时称的“五
级丈量队”。他们对大寨土地进行丈量，对粮食进行清库
核实，对账目进行清理查对。

    陈永贵和大队干部满肚子委屈。他们觉得大寨人用辛
劳和汗水换来的粮食，自己省吃俭用，多向国家卖粮，如
今上面却兴师动众来丈量土地，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信
任。同时也担心：丈量出少报的土地，自己怎么下得了台，
怎样交代？难怪陈永贵一提丈量大寨土地就咬牙切齿，几
年后他还向人讲：“很想咬李玉秀一口！”  范银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