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你过去拍过的《喋血黑谷》、《鸽子树》、
《欢乐英雄》、《晚钟》、《南京大屠杀》等作品来看，
你对战争片，特别是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有一种特殊的“
情结”。现在的这部《国歌》有什么新的东西给观众吗？

    吴子牛：我想它跟过去拍过的战争片都不一样。它的
主角虽然是田汉、聂耳这些文化人，但真正的主角是国家。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文化人的命运必然依附于国家的
命运。

    更重要的，是在对日本问题的看法上有一定的变化。
以前比较多地关注个人的命运，人性的善恶，生生死死悲
欢离合。现在看来，还是需要一些仇恨，和一些仇恨教育
的。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充满屈辱，而这些屈辱几乎每次
都和日本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抗日战争是唯一取得胜利的
一次战争，但国家民族受到的伤害也是空前绝后的。

    我本人多次去过日本，也有不少非常优秀的日本朋友。
应该说那是个非常发达而且非常美丽的国家。但每次我都
会想，这是一个用本来应该偿还我们的战争赔款建设起来
的国家，而且至今不肯承认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

    对一个民族来说，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很重要的。

    记：以你现在的观点，你如何评价《晚钟》？

    吴：《晚钟》应该说是一个文化人对战争的思考，表
达对战争的厌恶，表现民族精神的博大和道德的胜利。《
国歌》则更多地着眼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想它们的
出发点和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是有差别的。

    记：为什么你在《国歌》中使用的都是些藉藉无名的
年轻演员呢？

    吴：我认为中国的演员有断档的现象，比较优秀的人
都过了四十。用明星可能破坏观众的接受，因为没有距离
感。

    记：你以后会去拍商业片吗？

    吴：我理解的商业片是低俗的搞笑片和武打片，否则
这种分法就是不科学的。成功的影片都是结合得比较好的，
比如《阿甘正传》。不光是喜剧才有幽默感，悲剧一样可
以有。我以前对“主旋律”是不屑一顾的，现在想想，美
国电影都是主旋律，它的主旋律就是弘扬“美国精神”。
这对中国电影人应该是一种启发，要强调市场和艺术的综
合效益。

    记：陈凯歌说他是“肩负着文化使命”来拍电影的。
你认为拍电影应该有使命感吗？

    吴：我有。我想大部分的电影人都有。不说使命感吧，
至少是有追求的。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拍的每一部
电影都是我内心的选择。当然也因此拒绝了不少片约。

    记：我觉得在你拍的影片里总像是在执意寻找一种“
感动”。为什么？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失望过？

    吴：也许是因为对生命的眷恋和忠诚吧。要说失望，
《南京大屠杀》使我很失望。我为拍这部片胡子都白了，
突然被告知不准宣传。与它现时在日本的命运一样。这使
我很不理解，很失望。

    记：你有没有想过这部《国歌》也许不受市场的欢迎？

    吴：首先是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对它倾注
了很深的感情，也尽量把它拍得有可看性。如果被你不幸
言中，我只能再一次失望了。

    雨停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天空呈现出一些阴冷。吴
子牛说：“明天实拍时要是这种天气就好了。”说罢告辞
下车。身后，潇湘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潘一尘总结性地说：
“吴导，是一位‘热血青年’！”    记者朱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