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特别是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
电视记者、电视主持人，这要归功于一个名字——《东方
时空》。

    从迈进新华社的大门开始记者生涯以来的14年里，绝
大多数时间，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编辑。我并没有
指望过有一天会成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像有些朋友所说
是一个“名记者”、一个“大腕”记者、一个名主持人。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水均益”这样一个很怪的姓所带出
的一个名字，能够被人们所熟悉。

    转折的一天

    1993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准备睡午觉。突然， 盖
晨光对我说：“水哥儿们，我想起一件事，昨天《焦点时
刻》的制片人张海潮跟我说了一个想法。”

    盖晨光露出了一种神秘、庄重的表情。他说：

    “《焦点时刻》节目组的制片人张海潮，希望由一位
当过记者、对国际形势又比较了解的人，来当国际题材节
目的记者主持人，我已经向海潮很郑重地推荐了你。我说
小水没有问题，他当过很多年记者，而且在中东也干过。
情况非常了解，对国际形势没得说。”

    我从用三张椅子拼凑而成的“小床”上坐了起来，一
时有点茫然，问道：

    “我?我行吗?”

    “如果你能熬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觉得你肯定能行。
而且这对你来讲可能会意味着很重大的变化。你记住我的
话：有一天你会成为名人，也许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
现你的脑袋上会有一个光环。”

    直到今天，我总也不能忘记那个中午的谈话。

    普通话露怯

    1993年5月，我正式“触电”。 我们开始准备一个关
于中东和平谈判问题的节目。这是我初次上镜，我们请来
两位专家，准备在演播室里对他们二位进行访谈。

    虽然我已经参与过两期节目的编辑工作，知道节目主
要形式就是主持人与专家一问一答。但是真的落到我自己
头上，心里也没有底。晚上在家里，我开始撰写需要我单
独对着镜头说的那两段话——一段开场白，一段结束语。
我写了又写，大概写了四五遍，直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为止。
然后一个人在家里模仿电视播音员说话的那种语气，琢磨
说话音量应该多大，等等。

    老实说，我对自己的普通话没有任何自信。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兰州人，虽然说经过百般努力，我的普通话和
我的同乡们相比应该算是过关了，但是兰州方言中前后鼻
音没有区分，这使我经常在正宗普通话环境中“露怯”。
记得中学时第一次上语文课，老师点到我，让我念一篇课
文，内容就是《东方红》歌曲的歌词。那时候我一句普通
话也不会说。我硬着头皮，站起来，怯怯地念道：“敦方
混，太阳深，准国出了个毛泽吨(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等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只记得我的
周围一片狂笑。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直到现在，我时常
会收到观众的来信，指出我在某一个节目中的某一个发音
不准。普通话比我过硬的父亲，也会不时地在电话中婉转
地提醒我某一个字应该如何如何发音。我自己也非常渴望
我能像我的中学校友、现在《新闻联播》担任播音员的李
修平一样说话。无奈，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这一切
似乎是太难了，也太晚了一点。

    第一次“触电”

    第二天上午10点，在一种稀里糊涂、基本上没有什么
自信的状态下，我来到了演播室。走到门口，有人告诉我
说，你进去吧。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小时候被推进照相馆照
相那样。平生第一次坐在电视主持人的讲台前，我感到呼
吸频率加快，好像周围的氧气不够。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
紧张。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得也特别多：外面切换导
演台旁边的人会不会笑话呀? 我身边的两位专家会不会笑
话我呀?等等，等等。

    灯光一亮，盖晨光在外面一声令下：开始。我对着正
前方开始了我的开场白。一句话之后，我的脑子里猛然间
一片空白。我已然忘了我应该说什么，或者说，我在说什
么。面前那个玻璃片的镜头使我感到极不自然，我的眼睛
不自觉地在躲避它。不到一半我又忘词了。外面的人( 估
计是导播)说，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遍。重来。 灯光
一亮，我又开始了。但是，还是只说到一半，又忘了。每
到这时，我的嘴里就在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那一个上午，仅仅为了一段开场白我一共录了七八遍，有
一遍刚说了一个“观众朋友”，就“你、你、你”了半天，
也没把“好”说出来。最后，总算连滚带爬地通过了。

    我就这样走进了《东方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