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正式进入中国。自此，现代经济
学在我国的传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经济学人的探索，从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孙冶方的“利润论”，再到厉
以宁的“股份论”，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突破禁区的”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仁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现在
终于到了可以大谈“看不见的手”，可以大谈凯恩斯的财
政政策、货币政策，可以大谈企业破产、兼并甚至金融、
经济危机的程度了。

    我国的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思想
解放、政策建议及理论创新三方面。还记得吗，十几年前
的书架上，有关经济学的著作不外乎对《资本论》的研究，
再加上几本名字刺眼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之类“
仅供批判”的书。如今，在书店中放眼望去，“经济区”
已赫然成为面积最大、品种最丰富、读者最多的区域。特
别引人注目的是，最近两三年里国外著名大学经济系的教
科书被接二连三地或影印或翻译出版，影响较大的有人民
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科学译丛”，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
版社联手推出的“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经济科学
出版社的“国外经济学教材库”，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国
外优秀经济学、工商管理硕士教科书影印系列”等等。人
们可以感觉到，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已经在经济学教学领
域发生了。

    

    抢滩实录

    这场“静悄悄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一批留洋特别是留
美的海外学人抢滩国内学府经济系的教职上。这里的“海
外学人”特指那些在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或学
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1998年聘用教师4人，
其中1人为美国大学博士；1999年聘用教师4人，2人为美
国大学博士。

    ●中国经济学界龙头刊物《经济研究》自1997年开始，
陆续在每期封底介绍国内大学经济学院、系、所及中心。
在几乎所有教员的照片中，学成归国的某某博士都给以显
要的介绍，成为吸引学生、争取研究基金的“王牌”。

    ●俨然已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基地的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从1994年成立起到现在，
教师全部有美国名牌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或博士候选人
），多人兼任国内外大学教授。

    ●张维迎张开双臂

    近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学院招聘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电子“公
告栏”中，张贴了这么一张布告：

    提供教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国内一流的商学院，现有注
册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共2680名，其中工商管理硕士
1000名……学院大楼建成于1997年，是一座一流的现代化
的建筑。楼中每位教员均拥有一间私人办公室，办公室备
有一台联网电脑、一部电话及空调。

    为了加强师资的学术力量，光华管理学院正面向全球
公开聘任教师。应聘者一经录用将在经济学、管理学、会
计学……中担任教授或副教授。应聘者须具备相关学科的
博士学位及确定的学术成就或明显的研究潜力。尤为欢迎
那些在欧洲及北美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拥有终身教职或工
作经验的学者。

    由此可见，聘用海外学人担任经济系教职，在我国各
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经济学院、系中已蔚然成风。与之
相对应的，是大批海外学成的经济学博士争先恐后地回国
应聘教职。据某大学经济系主任讲，今年找他求职的国外
博士有十几个人，其中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个最为积
极。该系主任对他说，密歇根大学的经济系还可以，州立
就一般了。最后只留了一个加州大学的。系主任事后感叹
道：以前是人家挑咱，现在是咱挑他们了。另有一硕士毕
业留校任教的年轻讲师，鉴于系里大力启用提拔留洋博士，
遂上书系领导，称：用人当“惟才是举”，而不能惟“博
士”特别是“洋博士”学位是举。可见，“抢滩”已在教
员中引起相当震动。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聘用待遇

    除标准工资和奖金外，应聘者一经录用，还将享受下
列待遇：

    1．住房：提供一套二居室或三居室住房；对于欲自
己购房者，一次性给予补助人民币20万元。

    2．安置费：一次性给予北京市安置费人民币15万元。

    3．研究基金：头两年每年启动基金人民币5万元。

    4．交通费：报销聘任者全家飞往北京的单程经济舱
机票费。

    5．灵活的休假：为有突出成就的以及在海外学术机
构供职的教员安排休假。

    

    从陈岱孙回国到红红火火的CCER

    1927年，年方27岁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陈岱孙学成
归国，受聘为经济学教授，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
、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1953年院系合并后，任北京大学
经济系主任。他培养出的学生，包括著名经济学家钱世光
、巫宝三、严中平、厉以宁等；其著作如《从古典经济学
派到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史》等，影响甚广。作为第
一代归国执掌经济系教鞭的海外学人，岱老以其谦逊的人
品、精深的学术素养为中国经济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学术研究及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2年生于台湾宜兰县，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的林毅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第
一位经济学博士。他在岱老回国60年后，即1987年回国，
先后对我国的农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制度、金融制度
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1
994年，他与另外两位海外学者发起并筹办了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广招国内外有志于献身中国改
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中心1995年招收首批研究生，1996年
中心为北大非经济院系学生开设本科辅修及双学位课程，
1998年6月招收了首批国际工商管理硕士70人。目前，中
心已成为中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学研究基地之一，很大程度
上带动了北大乃至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从陈岱孙到林毅夫再到现今留学生归国“抢滩”经济
系教职，回国的留洋博士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相当改
观。

    造成这种效应的原因，首先是国外经济系博士毕业生
的工作并不好找。读完了博士一般已三十出头，除了教书
做研究外，别的职业不是偏离专业太远就是薪水太低。国
外的教职很难取得，一个教职往往有十几个系内外的人竞
争。即使竞争到了，也要拼到七八年后取得终身教职，才
算真正立足，不用再为随时会被解聘而发愁。美国匹兹堡
大学经济学博士徐滇庆说：有一句话大部分海外华人都能
接受：“华人只有两种比较稳定的工作机会：美国人不能
干的，或美国人不愿意干的。”即便是找到了这样的工作，
受人白眼亦是难免，干到后来也不一定被接纳进主流文化。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为海外学人创造
了极佳的条件和机会。它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研究的
素材空前丰富。林毅夫教授曾讲过：“中国自1949年以来，
尤其是1979年以来的改革过程，一方面产生了许多世界关
注但又始料不及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差异跨度大而
且变化快速的制度变革。这是产生和发展新的理论的绝好
时机。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经济学家在把这些现象抽象
成理论及运用经验数据来检定这些理论方面有先天的优势。
就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预言的：谁能把中国的改
革经验解释清楚，谁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
家处于一个走上世界经济学舞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二是中国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大众，都对经济学家礼敬有加。
三是为吸引良才，一些大学不惜“重金”筑巢引凤。这些
都无疑为海外学人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同时，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要求。以
往培养出来的似乎全能的“经济学家”已经不能有效地认
识、分析、解决众多突如其来的经济问题。董辅仁曾说：
“经济学家应该分专业深入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不要成为
万金油，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深。”高质量的学
生要靠高质量的教师来培养，这就需要大批受过正规的、
系统的专业训练的经济学教师。海外学人在这方面显然拥
有优势。

    从大环境上看，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讲到，海外留
学人员是促进祖国经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是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不可或缺的力量。我国历年来对出国留学人员
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鼓励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另外，
引进人才成为国内各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在深层次上
反映了我国学术界进入国际学术界的努力。

    

    抢摊者戒

    海外学人的优势很明显。他们就读于世界著名的学府，
师从名流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训练有素。
他们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懂得并善于利用国内外丰富的
研究资料。由于经常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他们眼界开阔，
知识面宽，信息量大，常常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

    海外学人的劣势也很明显。他们常年在外求学苦读，
离中国的实际很远。回国后需要有一个重新熟悉中国国情
的问题。同时，在教学、研究中如何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
而不是沾沾自喜于表面上的理论优势，生搬硬套西方经济
学理论，从而流于形式，流于陈岱孙先生生前批评过的数
字或文字“游戏”，既贡献无几，又误人子弟。这的确是
诸多抢滩成功者时时应自省的问题。

    强调经济学教学、研究需分析国情，学以致用，这是
与陈岱孙、于光远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及林毅夫等新一代
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倡导的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
脉相承的。这样，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才不至于沦为西
方经济学研究的“殖民地”，才不至于失去中国经济学家
的优势。就连1978年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都曾警告
我们：“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培训那些能够结合中国
实情的经济学家。”此语当为“抢滩”者戒。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节选）

    北京天则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最近有机会到几个省市去考察，接触到负责项目、计
划、筹资、定价等部门的领导。他们对情况都很熟悉，对
事物的分析也相当深入，可是无例外地对经济学的知识非
常欠缺，对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完全不了解，只懂得价
格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这些政府官员在全社会的资源配
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配置效率的高低就在他们的一念
之间。这种情况说明，普及经济学知识实在是当务之急。

    反过来看，当今各级干部培训的机会并不算少。他们
中的大多数都进过培训班，有的还是经济专业的本科毕业
生。为什么这些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还如此缺乏经济学的
基础知识呢？究其原因，是当今经济学教育的极端落后。
不要说政府官员，就是专攻经济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对
以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仍是似懂非懂。

    建设用的经济学，其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微观经济
学和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应该请水平最
高的教授来讲课。可是许多大学这两门课学时安排不足，
有时让研究生去讲课，无怪乎大多数经济系的毕业生，即
使是国际经济系毕业的，也说不清楚汇率是如何决定的。

    就总体而言，学生学不好经济学是校方和教师的责任。
一个学校要办好，关键要有好的校长、好的教师。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