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的勃兴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优秀的
传记作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
可是，传记文学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却给研究和写作提出
了挑战。为此，北京大学近期举办了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
心成立大会暨传记文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世界语境
中的传记文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传记学者、作者
和出版者出席了会议。

    西学东渐：中国传记何去何从？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梳理了五十位生活在二十
世纪的中国学者的“自述”，讨论了他们的叙事策略，及
其背后蕴涵着的文化理想和自我超越的途径。他指出，“
自序”与“自定年谱”壁障的打通，同“自传”和“回忆
录”的引进密切相关，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但仔细
倾听，学者们之强调“我与我的世界”，回避“忏悔”与
“诗”，突出“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又依稀可辨
古老中国悠扬的回声。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北大
英语系赵白生副教授指出，一谈到传记文学，本世纪上半
叶的中国作家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言必称西方”。郁达
夫甚至说：“中国缺少这些（传记文学），所以连一个例
都寻找不出来。”把西方传记作为中国传记的参照系，其
启蒙作用功不可抹，但并未改变中国传记的现状。与胡适
归结的原因不同，中国传记之所以落后，更为直接的症结
可能是：缺乏职业的传记家意识；亚传记类作品总体不够
发达；私人文献被“观念”锁定等。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认为，通过不
断探讨西方的传记文学，我们不但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而且也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注入了生机。北京大学
俄语系主任任光宣教授论述了俄罗斯社会变革与传记文学
的关系，认为俄罗斯每经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迎来
一次传记文学的复兴。他还扼要地总结了俄罗斯当代传记
文学的五大特征，其中包括新传主的出现，家属为历史上
曾被否定的人物重新立传和暴露隐私等。北京大学东方学
系仲跻昆教授从阿拉伯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指出阿拉伯
传记文学与宗教与政治的渊源关系。诺贝尔获奖作家克洛
德·西蒙的《植物园》是《世界文学》副主编余中先博士
切入的个案。他认为，《植物园》不同程度地超越了虚构
和自传，是形式探索与生动材料之间的一种联姻。它所体
现的思想是，“回忆是零碎的，表达也是零碎的。”因此，
他指出，跟罗伯—格里耶有意识地从“新小说”走向“新
自传”相比，西蒙是否可以说也从“新小说”走向了“新
回忆录”呢？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祥年博士分析了战后传记
文学兴盛的原因，并探讨了网络和数字化生存方式对传记
文学的冲击。

    传记作者现身说法：我的传记立场

    传记创作是传记研究的源头活水。传记作者的发言不
但有助于同行间交流写作经验，而且也为研究者倾听来自
第一线的声音提供了机会。《人民日报》记者、传记作家
李辉探讨了传记中极为敏感的隐私问题。在对待隐私的问
题上，他的观点是，传记作者有权利、有责任挖掘传主的
隐私，却不能不负责任地、肤浅地渲染；传记作者应该冷
静、客观、尖锐，却又必须是善意的、宽厚的；传记作者
首先应该是研究者，思想者，而不是刻意迎合市场的经营
者。河南大学沈卫威教授从事过胡适、茅盾、萧红、端木
蕻良的传记写作。他认为，一部传记，不是一座人工雕塑
、粉饰的纪念碑，而是一部灵魂的历史。在写作时，传记
作者应触及传主人性光环的背面，即心中的阴影。在他看
来，传主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并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
传记立场：“我写的就是我！”宁波大学戴光中教授是赵
树理、胡风、巴人等多部传记的作者。通过研究，他发现，
传记作者之所以不由自主地执行传统的避讳原则，是因为
他们常常用一种仰视的目光观察传主的高大全身。而当传
记作家在心理上俯视传主时，他才容易把握住独特的人格。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孔庆茂一共写过五部传记，其中
《钱钟书传》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他总结了传记的两对
矛盾：一是传记的文体特点和学科分化的矛盾；一是传记
学术性与生动性的矛盾。从传记创作的角度来看，传记作
者应注重学科的整合，把文史哲融为一体。同时，他认为，
学术品位并不构成妨碍生动性的理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朱
文华教授既是一位勤奋的传记作者，又是一位潜心研究传
记理论的学者。针对目前“传记热”所潜伏的危机，他提
出了建设传记批评的必要性。他认为，开展严肃的传记批
评至少要把握两点：应把史实的真实标准作为评判传记作
品优劣的基本尺度；同时，在处理传记作家与传主遗属关
系时，传记作家要坚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绝不能“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王敦  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