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说：“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
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
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 显然，
遇罗克属于后者。 他用一篇逻辑缜密、 论证精确的长达
15000字的 《出身论》证明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论题：人
是生而平等的，在革命时代也应不例外。

    这一论点，一切有理性的人们都不会否认。

    最早的那批出身于 “革命干部” 家庭的红卫兵提出
“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一带有封建种姓制度痕迹的观点因干扰了“中央文革小
组”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而很
快被否定。这意味着遇罗克的胜利吗？否。《出身论》被
定性为“大毒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杀害，出人
意料的是，其罪名居然是“企图暗杀毛主席”。

    遇罗克在观点上适应了“中央文革”的要求，但他还
是得死。道理很简单：他是用自己的头脑思想的，对于实
行法西斯专政的人来说，思想者等同于异端，是一颗随时
可能爆炸的精神炸弹———不论他得出的结论是否有利于
“文革”大员们。

                      二

    “血统论”反动，反对“血统论”的《出身论》亦反
动，这如何说得通？

    俗谚云：“人嘴两层皮，咋说咋有理。”为什么咋说
都有理呢？这得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上探寻其根源。众所周
知，知识的对象是物，西方人求知，乃从具体的事物上求
出抽象的概念，因而西方具有发达的科学与理性传统。而
中国人，则如徐复观先生所说：“缺乏概念性的思维习性。
”徐复观先生在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
运》一文中对此有精辟论述：“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其内
容都是无限的：一草一木，都是个无限，人们对于无限的
东西，常是想象重于定义，并且也无从下定义；于是中国
知识分子缺少对事物确切不移的概念，可以多方立说，并
且可以随便做翻案文章。”“固然，我们早就承认，‘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只能从各人的动机去向内认取，
并不能在客观中如二加二等于四样的共同肯定。所以‘是
非’在中国文化中缺少客观的保证。”

    于是“顿悟”出五四运动为何同时提出“科学”与“
民主”的口号，除了此两项为当时中国最缺之外，它们其
实是一个整体，互为因果。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民主思
想并不罕见，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理性的保证，美丽的思想
便变得模棱两可，可以随意改变其精神指向，谁都可以拿
它当王牌，而社会照旧黑暗。

    遇罗克是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受法律保护的时代里发表《出身论》的，然而这样的“
大民主”却将他送上断头台。

                        三

    遇罗克日记中对“文革”的透视精准得仿佛后人的杜
撰，然而这却是确信无疑的历史事实。思想先知的敏感和
世界的荒蛮形成鲜明对照。清醒的遇罗克，当然，还有李
九莲、张志新，没有改写历史，这一思想群体最终成为在
冰川和黑夜中穿行的泰坦尼克，在不为人知的瞬间里，沉
没了。

    那么，人民＝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等式还成立吗？回
答是肯定的，但是有一定的条件：当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
思想的人群占据多数的时候，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 丁东 徐友渔编 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