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交谊维持50
年，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 艾迪丝-克
利福德-韦莲司女士（Miss．Edith Clifford Williams，
1885—1971）是这少数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两人初识在
1913到1914年之间，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

　　胡适一生最为人所乐道的一件事，既不是他的实验主
义，也不是他的哲学史、文学史，或小说考证，而是他的
婚姻。他和江冬秀的结合，是个典型的“父母之命”。然
而，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却又是向“吃人的礼教”
抗争的代言人。一个毕生为个人自由与尊严而奋斗的战士，
自己的婚姻却是“吃人的礼教”下的一个祭品。正是因为
这个有趣的矛盾，使胡适的婚姻，在新旧交替，东西合流
的20世纪初年，成了一个思想史上的课题。

　　胡适婚姻的矛盾，基本上是一个爱情与亲情的冲突，
而结果则是爱情向亲情屈服，或者说爱情被亲情所扼杀。

　　胡适之不毁婚约，与其说是为江冬秀，不如说是为他
母亲。在1918年5月2日写给胡近仁的信中，胡适坦白地承
认：“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
（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
以博吾母欢心。”

　　胡适的婚姻，基本上只是“甘心为爱我者屈”的一个
具体表现。他之所以这么做，与其泛泛地说因为他是“东
方人”，不如说因为他有一个对他关爱备至的母亲，在一
封信中，胡适说道：

　　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这一边，这主要是因为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
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咎，我再不能硬着心肠
来违背她。

　　这种由“深恩难报”的罪恶感，渐渐发展成了“母命
难违”的使命感。胡适早期与韦莲司的一段恋情，多少笼
罩在这两种情绪之中。

　　胡适一生服膺戴东原“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更
为残酷的特识。其实，不但“理”可以杀人，“爱”也可
以杀人。

　　胡适与韦莲司之交往，并没有瞒着胡母，在暗中进行。
胡适曾多次在家书中提到韦氏一家如何善待他，及韦女士
狂狷高洁之品行。也许就因为胡适坦白地向母亲报告与韦
莲司的交往，再加上胡母致函韦氏一家表示谢意，以至引
起江冬秀娘家的疑虑，谣传胡适已在美另娶。胡母在1915
年8月28日的信中要求胡适澄清。

　　胡适接此函之后，在10月3日写了一封8页的长信，力
辩此项谣言之无稽，其中说道：

　　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
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
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
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
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
正以此心无愧无作，故能坦白如此。

　　胡适在“不可毁”，“不必毁”，“不当毁”的旁边
密圈加点，以示其言之诚。

　　就现存信件来看，胡适第一次将江冬秀照片给韦莲司
看，是在1915年3月28日， 信中有一段话讨论到江冬秀。
这段话是由韦莲司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

　　我不知她（江冬秀）有没有想过现在的情形——看来，
她是想过的。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待你（胡适）和你的
思想的。

　　胡适的回答是：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韦莲司）说。其实，我也不
知道她是如何来看待我和我的思想的。在她心目中，我也
许已经“理想化”了，但她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
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
在寒暄的信中是无法传达思想的，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
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诚如你所说：
“这似乎很奇怪，而又似乎无所谓。”谁知道呢？我只知
道我应该尽力去让她快乐，至于能做的多成功，我也不知
道。我曾试着劝她在读书写字上多下些工夫，但这是不可
能的——这有无数的原因。然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
母亲既不能读又不能写，可是她是我所知一个最善良的女
子。

　　胡适1914年11月22日的日记有“择偶之道”一条，指
出配偶而又兼为“智识上之伴侣”几乎是不可得的，“智
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
反对吾之婚事也”。这样的说词，多少是出于无奈的自我
安慰。

　　胡适是在这样“迁就容忍”的心情下，接受了他的婚
姻。而韦莲司此时在胡适眼中正是一个奇女子，“具思想、
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韦莲司成了胡适留学期间“
智识上的伴侣”。

　　胡适对韦莲司所表露的他对江冬秀和自己婚姻的观感，
不是在一般中文材料中所能看到的：少了几分顾忌，多了
几分亲切。1917年11月21日，也就是胡适和江冬秀举行婚
礼前的49天，胡适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吐露了自己对这
个婚姻的看法：

　　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
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
验！我相信韦莲司夫人不会喜欢上面这段话。然而，这却
是一段老实话。

　　从胡适婚前写给韦莲司的信来看，结婚只是“尽义务”
虽然没有什么热情，但也绝无逃避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件
躲不过的事，那就承担下来吧，这大概是胡适当时的心情。

　　婚后不到两个月，胡适又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我结
婚已经7个多星期了， 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我高兴地告
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而且相信往后能相处的很好。
接着他谈到了他对婚礼的改革：我12月16日离开北京，23
日到家，30日结了婚。我自创了婚礼的仪式，废除了所有
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我们没有拜天地，这是废除的陋
习中最重要的一项。可是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为了这件
事，我母亲和我争执了好几天。我认为我们结婚和祖先是
不相干的，我也不相信有祖先的存在。我母亲同意了我所
有的改革，却受不了她的独子数典忘祖。在我们结婚的前
夕，我对母亲让步了。婚后第三天的早晨，我妻子和我到
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

　　胡适一生之中最悲痛的一件事大概是他母亲的逝世。
1918年11月23日胡母冯太夫人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本宅。
在一封1919年3月3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对母亲逝世前
后及自己的感受有相当亲切的叙述：

　　我母亲去年11月死于流行性感冒！从我们谈话中你已
熟知我母亲。这个打击太大了，我简直无法承受。她死时
才46岁。她过去二十几年为了我受尽千辛万苦，我现在刚
开始能使她略感愉悦［而她竟离开了人世］！婚礼以后，
我把妻子留在她身边。但是她知道我工作很辛苦，又把［
冬秀］送到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她听到我们马上要生孩
子了，非常高兴，然而她却没能见到她的孙子。刚得流行
性感冒的时候，她不让任何人写信通知我，她知道我原订
12月要回家，她不要我为了她而提早行程。这就是她的个
性—一个勇敢而不自私的女人！虽然我妻和我没能在她病
床边，她含笑而终。

　　我唯一的安慰是在我离家11年以后，从美国回家看到
了母亲。临终前，她告诉病榻边的人说：她很高兴能活着
见到我从海外回来，见到我和她所择定的人结婚，又听到
我们即将得子的消息。

　　胡适的母亲为他备尝了二十几年的艰辛，把一辈子的
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也不负母亲厚望，放弃了“不
婚”，放弃了“无后”，放弃了心中所爱，博得了母亲临
终前的一点安慰。

　　胡适是韦莲司毕生唯一想嫁的男人，但她也清楚地知
道，这个唯一想嫁的男人，永远成不了她的丈夫。然而，
这个事实丝毫无碍于她对胡适终其一生的爱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