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曾经“影响一代中国人”，她犹如“
划过黑夜的一道闪电”，使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民，“在
冷漠的寒夜里得到了瞬刻的温暖。”这一旷世的文字狱，
使作者张扬遭受了4年之久的囹圄之灾， 其间的磨难与斗
争，痛苦与反思，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醒，深思！

　　张扬在其新作《“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中国社会
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中， 详尽地讲述了《第二次握手》
的流传情况及其后果。下面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握手》全书二十五万字。按当时的“稿酬标准”，
最高每千字七元，共计一千七百五十元。当《握手》印数
突破三百万册，超过《李自成》，跃居建国以来当代长篇
小说发行量的第二位后，大约在1980年春，王维玲到医院
看我时说，在每千字七元的最高标准之上，还有一种“超
级稿酬”，每千字十元。出版社打算按这种“超级标准”
补发一笔钱给我。不久，确实又付了七百五十元。据说，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只有三部书荣获
这种“超级标准”，即柳青的《创业史》，姚雪垠的《李
自成》和我的《第二次握手》。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于1960年， 总印数114万
册。《李自成》第一卷初版于1963年， 总印数230万册；
《李自成》第二卷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写作并于1976年出版
的， 总印数188万册。《创业史》第一部和《李自成》第
一卷均初版于六十年代前期，当时的稿酬额应该是很高的。
《李自成》第一、二卷总印数418万册， 仍比《握手》少，
因此才有《握手》超过《李自成》而居第二位的说法。

　　也就是说，在1979年，如果两本书字数相同计酬标准
也相同，而一本卖了几百万册，另一本只卖出几册，两位
作者所得稿酬却会是相同的——这就是当时的“平等”。

　　《握手》的四种少数民族文本（当时共印46,700册），
三种连环画册，所改编的无数舞台艺术形式和广播电影形
式，都不给原作者一分钱，不给原作者送样书，事前事后
也都不给原作者说一声；所改编的其他艺术形式，就更甭
提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故事片《第二次握手》，汇给我三
百元；但如果他们一分钱不给，他们也没错。听说制作拷
贝一百二十八部，那么就是说，平均每部拷贝付给原作者
约二元三角四分。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每本定价八角四分，总码洋
361．2万元。如果按版税计酬方式，以10％计，税后稿酬
28．9万元， 合今天几百万元。如果采用一种奇特的方式，
譬如每本书付稿酬一分钱，那么也有四万三千元，合今天
几十万元。

　　假设今天出版《握手》，每本定价十六元。如能印到
四百三十万册，总计码洋六千八百八十万元；按10％版税
付酬，扣除所得税后是五百五十万元。

　　当时一位病友劝我：“还是社会主义优越！你住院用
了一千多元，不都是公费医疗吗？若在资本主义社会，这
一千多元就得你自己掏，而你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一元！”
我笑道：“若在‘资本主义社会’，稿酬几十万元，还愁
这一千多元住院费吗？”

　　大约是1981年或1982年，开始实施所谓印数稿酬；制
定这个制度的人，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作者尽量少得，使
中国的作家保持“无产者”地位。按这个“制度”的规定，
一本书印数越多稿酬越多，但不是按比例增多，而是按比
例递减，直到递减为零。按照印数越多成本越低的规律，
出版社可以从中按比例或超比例获取高利润；然而作者恰
好相反，印数每高一个档次作者所获稿酬更低一个档次，
直到低得几近于无。

　　这里不妨举个“几近于无”的实例：浙江人民出版社
是租型重印《握手》的十几家出版社之一。开始实施所谓
印数稿酬制度以后不久，该社再度重印二万册。不知实际
上印了多少，也不知他们向中青社缴纳了多少租金，反正
后来由中青社一位财务人员将二十五元“印数稿酬”交给
了我在该社工作的一个亲戚，以节省那二角五分钱汇费。
但上午面交下午赶忙索回五元，说是“算错了”。也就是
说，重印二万册书，我所得“印数稿酬”为二十元——平
均每册一厘钱。

　　——我一直不愿细看条文。但我相信，一本书加印二
万册，按“条文”规定也不会每册书只付作者一厘钱的；
这一厘钱的标准，恐怕是按“递减原则”从当时四百多万
册的总印数上起算的。如果存心厚道一些，有良心一些，
或者说实事求是一些，从实施条文之日开始以零册起算，
是决不至于印两万册书只付给作者二十元稿酬（如果这也
能叫“稿酬”的话）的。

　　总之，我在湖南的工资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
八级工资制”中最低的——“一级工”，月薪三十一元；
而我在北京所得稿酬是所谓最高标准乃至“超级标准”，
每本书开头得零点四厘钱，后来得零点五八厘钱，实施“
印数稿酬”后是一厘钱——这种状况的好处是使我和妻子
幸免沦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拯救了我们的灵魂；
坏处是使我们长期极端贫困，不仅没有“先富起来”，也
没有“后富起来”，一直被贫苦所困，体现不出改革开放
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