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即将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一代随共和
国脚步走过来的学人，有责任对风雨５０年的文学经验作
一番回眸、逼视、反省和拷问，目的是更好的前瞻和行进。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过“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
“八、九十年代文学”及“女性文学”等几次小型学术对
话，都是围绕“共和国文学５０年”的总题目。

　　就当代文学５０年而言，一般的分期是１７年、“文
革”、新时期三大时间段落，且已约定俗成。然而也不妨
取另一个视角，即衡量当代文学有三个时间尺度：“历史
时间”尺度，以千年计，看当代文学在中华文学通史中的
地位；“命运时间”尺度，以百年计，看当代文学在本世
纪的艰难历程；“变革时间”尺度，大致以２０年计，看
当代文学风雨路上的过渡与转型。作家作品是否有力度、
深度、厚度，需要和这三个时间尺度联系起来考察。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的文学值得认真总结。回望来
路，如果真诚面对逝去的岁月，那么，我们有过解放了的
人们走向新生活时发自内心的“早春情调”；我们为世人
提供了“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形象体系（同时保留了
时代某些变态的弱点）；我们又力图把文学变成一统的、
体制化的东西————其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失误和陷落。
７０年代末以来思想与艺术的解放运动，重新使文学从一
元走向多元，从一统走向多样，开始步入“两个自由”—
——艺术上自由发展、学术上自由讨论的境地。

　　“共和国文学５０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合理延
伸，是百年文学的必然走向。这５０年为我们提出了十分
丰富、复杂的可探讨的话题。我以为主要有：文学理论与
改革的演进；当代文学的自律与他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及其得失；文学的社会职能及精
神投向；新人形象的塑造；叙事与抒情的变奏；“双百方
针”的曲折与起伏；文学的生产方式与传播途径；文学教
育的经验与教训；作家队伍与写作姿态；文体与语言的嬗
变；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和传统性继承；文学中“东与西”、
“南与北”、“城与乡”的呼应；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
关系；文学过渡期、转型期的特征，等等。总结这些经验，
我个人建议持三种研究姿态：一是历史；二是良知；三是
学理。要充分地掌握、梳理乃至重新审视资料，对那些经
过包装的史料，应采取严谨的态度辨其真伪。要把自己摆
进去，因为我们也有过渴念，有过挫折，有过高尚灵魂的
一时毁灭，烟波数度，不能不对知识者与社会的关系有批
判性的质疑和反思性的拷问。学理往往是“无情”的。

　　研究“共和国文学５０年”，自然不是去写政治史、
思想史，而必须以作家为主体，先有作品，才有作家和其
它，其基点和着力之处当在文本，不是这样那样的桂冠。
现在“名家”、“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和实际有相当距
离。依我看，一部好的文本，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本，
大体上应具备四个维度：一是反映民族命运和苦难的历史
维度；二是切近和把握生存状态的自然维度；三是拷打灵
魂的本真维度；四是与神性相遇的超验维度。而对于作家
来说，主要看两条：一看是否有原创性，不是既重复别人
也重复自己，缺少建树；二看是否将艺术推向极致。研究
当代文学，对作家要有恰如其分的定位，切忌搞照顾，“
排排座，吃果果”。

　　平心而论，“共和国文学”尚处于初级阶段，过渡时
期。从早年不间断的运动到当今非正常的浮躁，都显示了
“过渡”的性征。经历了太多的风雨，面向新世纪，我们
的文学的主题词仍是寻求———寻求对现实的回应力，寻
求新文化的突进力，寻求文学想象的空间，寻求处理虚构
的艺术，寻求与大师对话的可能性。寻求是艰难的，选择
是痛苦的，但过程是美丽的。如今文学的边缘化是正常现
象。我们在边缘站立与创造，正是为共和国文化作贡献的
一种方式。    杨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