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1998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
7.8%。

　　这7.8%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在新的一年，  作为国家
基本数据的采集部门，如何将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集结成
可以换算的数据？日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叶震。

　　    7.8%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1998年我国经济实现了7.8%的增长，这一速度
在全球仍然处在领先的地位。能否解释一下7.8%  的经济
增长速度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叶震：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具体到微
观，从某个方面讲，是经济增加值，即产品数量乘以产品
价格的总量，扣除各种消耗，再扣除价格因素，就是增加
值。这个增加值有正数也有负数，各产业的增加值汇总，
形成全国的经济增长总量（即GDP），体现在百分比上， 
就是经济增长速度———7.8%即来源于此。

　　除了用生产的口径统计经济增长速度外，还要从分配
的角度，如投资、消费、出口等，来进行总体平衡，生产
与分配的数据应该大体吻合。

　　国际上还通用以电力消耗来检测经济增长速度。因为
工业增长了，通常电力消耗也会成比例地增长。去年我国
的这两个数据的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电力增长速度慢。我
们为此进行了一项专项调查，发现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政
府关掉了一些能耗大的小型企业，二是能耗低的通讯、计
算机等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达到年增长26.60%。  后来
查询，日本在80年代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出现过相似的现
象，他们的能耗增长呈负数。

　　记者：工业产品，其增加值比较好理解。第三产业的
增加值怎样计算呢？

　　叶震：举个例子，比如一家宾馆，它的收入包括住、
吃、娱乐，它的开支有水、电等，两者之差，构成毛利，
即经济增加值，包括工资、利润等。所有商业部门的增加
值，计算方式是统计“购销差价”。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利润不是增加值，增加值还包括工资部分。

　　记者：去年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持续增长，  但国
家统计局同时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去年国企亏损面
似乎还略有扩大，达到40%强。这是怎么回事？

　　叶震：企业亏损，主要原因是产品没有卖出去。  不
过，库存的产品，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经济总量的
一部分。1998年，因为市场需求不足，价格低迷，全国企
业损失利润300亿元，销售成本上升700亿元。

　　记者：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  是去年产生的新一届
政府的“一个目标”。国家统计局最后公布是7.8%，比政
府预定的低0.2%。你们有没有遇到来自上面的压力？

　　叶震：没有。中央政府对统计数据的客观性越来越重
视。中国的统计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有人口和土地的统
计，那时地方瞒报数据是杀头之罪。当前，随着全球经济
一体化，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统一口径的数量化管理越来
越重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依据数据决策比会“
拍脑袋”更为重要。去年，中央政府增发1100亿元特别国
债的决策，就是在一系列统计数据中进行的选择。

　　“虚报”数据的屡禁不止，激出国家统计制度的重要
变革

　　记者：“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已经成了近几年屡
禁不止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与我国现行的“层层上报”的
统计制度不无关系。与其下大力气禁止“虚报”和不断给
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挤水分”，恐怕不如在制度上想想办
法。

　　叶震：今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就将开始运行“5000
家大型工业企业联网直报制度”，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届时
会得到制度化的解决。

　　记者：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叶震：一般来讲，各企业都有生产计划部门，除为企
业经营服务以外，还承担着填写“报表”、为统计部门服
务的义务。以前，企业将报表只报到地方，地方汇总以后
再报到国家统计局。有些地方政府为突出自己的政绩，常
常出现“虚报”现象。今年“直报制度”推行后，所有涉
及到的企业，其填写的报表都将一式两份，一份送地方政
府，一份同时直报国家统计局。这样，地方虚报数字便失
去了意义。

　　        统计方法的滞后，确实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记者：美国著名中国历史问题专家黄仁宇，  在他的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提到，  中国自宋朝以后
，商业开始发达，流动人口大大增加，结果出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行政难题，即国家不能在“数目字的基础”上进
行管理了。而他判断，正是当时统计制度的落后，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中央政府采取了“重农轻商”的政策。

　　叶震：统计方法的滞后，的确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据我所知，国家统计局的制度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手工汇总简单拼盘阶段；第二个阶段
是对国民核算制度进行改革，能够进行初步的分析；第三
个阶段是计量方法的引进，可以实现通过模型进行定量分
析和预测。

　　今年国家统计局又根据新的形势，对以往的统计方法
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其中。第一项就是加快抽样调查技
术的运用进程，主要包括建立各省市区工业、批发零售贸
易、餐饮业的企业名录，作为开展抽样调查的抽样框，完
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等。

　　所以要这样改，是因为经济数据层层上报制度的抗干
扰能力，近年来确实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是
利益格局多元化，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较为复杂，上报制
度本身的执行遇到阻力；二是为体现地方政绩，虚报现象
日趋严重。

　　而抽样统计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还可以弥补两
点：一是基层统计力量薄弱，过去一个乡镇有的只有一个
统计员，各项指标都要统计，出错的概率大；二是由于统
计力量的薄弱，小型企业、小型商业、以及村以下的经济
实体缺乏系统的统计，使这一块在国民经济中很难体现出
来。用抽样统计还有一个好处是，投入少，自上而下，可
以深入到很多新的经济现象的认识误区中，用局部推断整
体。

　　记者：不过，抽样调查，往往会遇到拒访的问题。

　　叶震：对于国家基本数据的调查，法律规定公民、法
人单位都有向国家提供真实情况的义务。对于探索性的研
究，我们也需要赢得被调查者的理解和配合。这和世界其
他国家基本相同。

　　       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制度有何异同？

　　记者：您能否比较一下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制
度？

　　叶震：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长，
市场运行规则健全，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统计介入实际经济生活的“切割
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论证工作，以保障数据的通用
性和连续性。

　　其二，西方国家统计方面的机构设置有集中和分散两
种。集中统计就是国家设统计部门，我国就沿用了这种体
制；，分散统计就是国家没有专门的统计部门，统计的职
能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比如美国，政府各部都有普查局
。

　　另外，西方各国地方政府都不管经济，中央政府的调
查机构直接和企业联系，   在美国没人知道各个州的GDP
，而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都是抓经济，每个乡镇都
要算出GDP来。（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