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显示，本市至今尚未发生一起继发性非典病例，而取得这一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最基层的城市街道居委会干部的“严防死守”，离不开阿姨大妈们的忘我工作。日前，记者来到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听那些居委干部讲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抗非故事。

　　为隔离对象守门两天

　　5月4日晚上，宝安居委会书记徐志英正在和家人一起吃饭，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徐阿姨接电后顿时愣住了，原来居住在昌化路某号钱某的妻子，所开的火锅店内有一小工发高烧，被医院认定为非典疑似病人。街道要求徐阿姨立即赶往钱家，配合有关部门对其全家实行48小时的医学隔离观察和消毒。

　　徐阿姨无心吃饭了，心急火燎地直奔钱家。果然不出所料，钱某正与街道干部、警署民警顶牛，说什么也不愿呆在屋里。徐阿姨一问，原来钱某认为两天不许出门很没面子，生活也不方便。徐阿姨对此劝说“你的孩子才10个月，而你中年得子，万一有什么不测，很不值。不就是48小时隔离观察吗，我坐在门外陪你，照顾你，你可以对我提一百个一千个要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两天不能下楼。”一番真情暂时缓和了钱某的情绪，他同意呆在屋里。

　　但周围的一些邻居不放心，认为钱某如果出来，怎么办。徐阿姨说到做到，果真搬来一把椅子，拿着老爱人的手机，硬是在钱家门口坐了两天。憋在屋里的钱某也难受，一会打电话要吃炒菜，一会要买一箱啤酒。徐阿姨毫无怨言，样样照办。钱某被感动了，他也遵守诺言。事后，有人问徐阿姨，你不戴口罩与隔离对象接触，难道真的一点也不害怕？徐阿姨淡淡一笑：“当时情况紧急，当事人和周围群众情绪都很激动，我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控制好局面”。

　　保护意识过度最棘手

　　居民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是好事，但保护过度最令人棘手。街道干部汪玉程向记者述说了一件事，一次，某小区居民闹到居委会，逼着干部下逐客令，把两个来自北方某城市的租户扫地出门。居委干部在压力下没有迁就，指出：“人家早就在此地租房工作，我们不能无缘无故中止协议，把人赶走，这样会很伤人心的，再则上海发展需要全国甚至世界的支持，不能盲目排外。即使是医学观察对象也需要同

　　情关心，不能歧视，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误会’，只是为了保险起见不得已而为之。只要防范得当，不必草木皆兵，让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一番话说得在情在理，刚才还气呼呼的居民们点头称是，一一离开。

　　“三个从来”局面重现

　　在采访中，阿姨大妈们最感慨的是“三个从来”，即居委工作从来没有这样辛苦，从来没有这样受人关注，从来没有这样一呼百应，深入人心。

　　据了解，一般居委会配置干部9至10名，而每个居委会所管辖的居民有一两千户，再加上属地的上百家企事业单位，仅靠居委干部想做到防非宣传家喻户晓、疏而不漏，显然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一批吃苦在前，临危不惧的居委干部的表率作用，才带动了广大居民，发挥了群防群治的强大威力，为上海安定团结，防范非典立下了汗马功劳。

　　培明居委会书记吴龙英说，他们居委会有志愿者近100人，其中多数是退休工人和干部，还有不少平时认为“难弄”的无业、“协保”人员。在这次抗非中，志愿者们工作认真负责，敢于碰硬，而且他们分文不取，是居委

　　抗非的一支重要力量。除此之外，广大居民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很配合居委工作，居委会经常接到“举报”电话，“某某人从外地回来了”，“某某医学观察对象走出家门了”。过去居委干部工作经常碰钉子，时常有孤家寡人势单力薄之感。这次抗非情况大为改观，居委会工作往往能一呼百应，疏而不漏，如鱼得水。

　　说到此，永乐居委会书记范阿姨也有同感，她说，一些居民看到干部带头顶在第一线，经常会发出忠告，“当心身体，你们一倒下，我们居民怎么办”。该居委离休老干部蒋复强和妻子钱纯仪悄悄地拿着1000元送到居委会，让干部们买些补品。而干部们则用它慰问了志愿者和那些来自于非典病例地区的医学观察对象。

　　为抗非推迟儿子婚礼

　　4月14日晚，东麻居委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该辖区一理发店发现一非典疑似病人被送到医院隔离，而该店还有14名员工也因密切接触他要就地隔离。居委会的责任就是负责14个人的日常生活。由于这是发生在该区的第一例病例，街道、居委和有关部门积极群策群力，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把与居民区相通的理发店后门和窗户封死，买了两台电扇送进去打风，又筹集了14条棉被解决了隔离人员的睡觉问题。理发店地处街面，门口又有一个车站，怕居民和行人恐惧，居委干部和街道综合执法队、便衣民警一起在周围警戒，以防不测。

　　在这段隔离期里，最让人担心的要数居委会书记郎继红，她与居委会主任冯阿姨负责每天三次送饭送菜给隔离人员。为安抚情绪，郎书记和冯主任天天变着花样改善伙食，还保证天天有水果和零食。但由于被隔离者情绪紧张，鬼使神差，期间连着5人发起高烧，屋里屋外一片紧张。好在有惊无险，发高烧者迅速康复，并一一被排除嫌疑。直到8天后，理发店才解除警报，可是郎阿姨又多了一件心事，原来她的儿子定于5月6日结婚，考虑到抗非工作繁忙，自己平时和那些来沪返沪人员接触频繁，万一有不测，将愧对儿子和亲友。为此，郎阿姨说服儿子和家人，把婚礼推迟到年底举行。看到妈妈这样奔进跑出，儿子认为母亲太辛苦，既要照顾父亲，还要照顾双亲，为这每月五六百元的工资不值。郎阿姨耐心向儿子解释，“妈妈是共产党员，支部书记是大家信任而选出来的，我不能在这抗非的关键时刻当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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