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李敖记：记者宋元

　　记：李先生，上个月你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该奖提名的 作家，现在心情如何？

　　李：出了小小一点恶气！（笑）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 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当局查禁我的书，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绝大的 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了考验考验评委会，颁奖颁了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记：你向来以愤世骂世著称，在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你有没有胆量骂骂诺贝尔奖？

　　李：我的心怀是救世的，但在方法上，却往往出自于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所以我当然敢骂诺贝尔奖！在 历史上，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让我气不过 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历来不给 中国人文学奖，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 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记：一旦真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你李先生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否会像当年法国的萨特一样，拒绝接受？

　　李：世人只知道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却不知道他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考虑萨特时，研究来研究去，有一段时 间使萨特很难堪，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最终他是为了报复，才拒绝接受的。我的情况和萨特无法类比。

　　记：你看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也同时看中100万美元的奖项？除了卖文为生，你还有什么其它生财之道？

　　李：100万美元折合台币，大约有2亿5千万元，不多不少，也是一笔钱。但我申请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为了这 笔钱。我的坐车很豪华，这表明我还有点钱，别人休想收买我。我也不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 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给人家排难解纷，我倒是赚了一点钱；在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 我能够解决，我就赚这个钱。当然，我还是个精明的“个体户”，我办实业，当年我就曾经想卖牛肉面，但没有证，当局没有 发营业执照。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记：以前，曾传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想竞选香港特首，结果没有成功，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李：金庸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他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 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我在“回忆录”里也提到，金庸跟我讲，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当面就戳穿他 ：佛教里讲究“舍离一切，而无染着”，你如何解释你的财产？

　　记：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李：台湾肯定是要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

　　记：你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有没有新作？

　　李：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 梁启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参加吃喝嫖赌， 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最近我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 整理。

　　记：这次大整理有什么发现吗？

　　李：（笑）有。就一点而言，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

　　采访手记：约访李敖老顽童彬彬有礼

　　采访李敖先生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底开始，春节期间，记者重新阅读了其自传体近作《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 录》，从网上摘取了大量相关资料，并着手设计采访提纲。

　　年后，通过有关渠道，记者获得李敖先生寓所书房的电话号码。当时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 的，台湾警备总部曾在他的书架上安装过窃听器，无形中就有了点“反特片”的味道。书房是李敖读书、写作、会客、思考问 题的“重地”，除了外出参加活动，李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

　　第一次越洋电话打过去，是李敖朋友接的电话，答曰：李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排满。第二次是李敖自己接的，他正在 会客，旁边人声嘈杂；他说，他马上要出门，嘱记者明日与他秘书约采访时间。他嗓音低沉、沙哑，听上去十分疲惫，语言谦 逊、有礼，又急促，并不显得张狂。第三次电话即与其女秘书约了时间。

　　几次电话联系中，记者得知，李敖忙得焦头烂额，时间非常宝贵。当下，记者即调整采访提纲，进行了浓缩。2月1 7日下午3点整，记者与李敖先生通话，开始采访。记者宋元

　　《北京法源寺》是怎么写出来的

　　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 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 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 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 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 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 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 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 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底，快速完成了它。

　　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 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 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 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摘编自李敖1991年《我写〈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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