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当清华大学要把“两弹一星”精神的教育做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并为此做出详尽计划的 消息传开后，持怀疑态度的人比持赞赏态度的人要多。的确，“两弹一星”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现实社会的差别已相当大， 当年“两弹一星”精神的载体--那些甘愿“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英雄们的价值取向也与身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师生有着不小 的距离。面对这些现实，“两弹一星”精神的教育能收到多少实效？会不会像以往有些思想教育活动那样流于形式、徒有虚名 ？清华历来是最务实的，为什么要走这步棋呢？对清华多年的感情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所以，当见到贺美英书记时，我便 把自己的疑惑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因朴实、随和而被清华广大师生喊作“贺老师”的贺美英书记言如其人。她说：“想到这一点确实是因为需要。 为了建设一流大学，国家三年中为清华投资18个亿，这个强度在国内已经是史无前例。但是如果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 仍然很大。比如哈佛大学一年的经费就是十几亿美元。所以光靠钱的话我们再努力也很难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使我们想到当 初研制两弹一星时，我们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有很大差距，甚至比现在的差距还要大，可是我们搞成了。为什么？因为除 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体现了民族志气的精神。”

　　从学校的实际情况看，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能搞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项目。但是现在一些教师对搞一些 层次不高，但来钱快，周期短的横向联合项目更感兴趣。而前沿课题不仅时间长、个人经济受益小，而且在这种大项目中做课 题负责人的机会也相对要少。有时因要保密还不一定能发表论文。但是如果大家都去接小项目，只图自己赚钱过好日子，谁来 攀登科学高峰呢？没有几座“高峰”又怎么能算世界一流大学呢？

　　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培养的毕业生能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就业不是“服从分配”而是 “双向选择”。清华的毕业生供需比是1∶8，外资企业的待遇比起国企、军工和科研部门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学生做 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选择，没有点精神是很不容易的。有人说：“这次‘两弹一星’受勋的23人中，清华校友占了14 人，但下次受勋还能有多少清华人呢？”如果在国家经济、科研、国防等最需要的地方没有我们清华的毕业生，我们能算什么 一流大学呢？

　　我们深深感到，建设一流大学需要一种精神，一种为国家、民族奉献的精神。而“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这种精神 最集中的体现。改善教学、科研条件非常重要，提高教师待遇也非常重要，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崇高精神的作用。

　　“可是怎么能让师生听得进去呢？”我把问题指向了操作层面。新闻中心副主任孙哲老师说：清华进行“两弹一 星”精神的教育有得天独厚的资源，除了14位功勋校友，清华的工物系、计算机系、力学系当年就是为配合两弹一星的研制 而建立的。那些参加过研制的老教师大部分还在，他们身上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工作的精神，周围师生耳濡目染。这种潜移 默化的作用往往比单纯说教有着更大的渗透力。

　　身为学校团委副书记的束为博士看来对学生的心态更熟悉，他说：“清华还有一批出类拔萃的年轻校友，他们是 老一辈‘两弹一星’精神的继承人。从以往的经验看，用他们大有作为的事实来开展教育，同学们一点都不反感。比如我校1 989届毕业的硕士郭谦、于缨夫妇，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如今郭谦当了一汽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于缨也做了中层 干部。在他们的带动下，几年中清华又去了三四十位毕业生；又比如我校1983届毕业生刘国治，毕业后去了西安的21研 究所，后来回校读硕士、博士，之后又返回西安。由于他在科研方面的突出贡献，被破格提拔为中校，并当了所长。他多次出 席国际会议，在国外遇到许多同学，刘国治深有感触地说：我代表我的国家参加学术交流，他们在为老板打工。贺老师常对我 们说：刘国治选择的是一条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的道路，在为国奉献的同时，他自己也得到了发展。现在， 那儿又有了几位年轻的清华校友。”

　　但是，学生工作处的刘涛雄老师认为：“最难的仍然是处理‘知与行’的矛盾。因此我们并不奢望所有的人都争 先恐后去献身。而是对教育对象区分层次，在做好全校范围教育活动的同时，推动部分优秀分子能付诸行动。”

　　“不过有些问题也不是我们学校自己解决得了的。”孙哲老师说：“其实只要能有作为，在一段时间内吃苦、受 累、拼博对大多数清华生来说不成问题。可是有的单位把毕业生要走了却不能提供让他发挥作用的舞台。只要有一个毕业生回 来反映这种情况，就很难再有人往那儿去了；老一辈清华人为了‘两弹一星’献了青春献子孙，精神应该提倡，但也应该在政 策上体现出他们爱祖国，祖国也爱他们。这对鼓励后继者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清华大量出国留学的问题，贺老师坦然地说：“我们认为提倡‘两弹一星’精神和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并不矛 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专家中22位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关键是要帮助学生懂得什么是崇高的人生信念。当 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能够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做出正确的抉择，既使达不到‘两弹一星’英雄们的思想高度，也在别 的岗位上好好为祖国服务。我们知道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这种教育很难，但难也要做，做了就比不做好。”本报记者　宋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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