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发展的趋势，是“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之一。不少代表和委 员指出，买官能买到，跑官能跑着，严峻的现实暴露了干部提拔任用机制存在严重漏洞。同时，大家意识到，把腐败完全归咎 于用人制度的弊端上去，显然也是不客观的。因此要建立全方位的反腐倡廉机制。正如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 ：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

　　腐败的源头在哪里？有人说，源头在私欲膨胀(一些贪官下狱后往往这样“忏悔”)，这种话固然“一针见脓”，却 是十足的“正确的废话”。事实证明，林彪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不过是政治骗局。有人说，源头在法纪松弛，主张“盛世 也要用重典”。应当承认，对腐败分子惩治不严乃至放纵，法纪缺乏严肃性和威慑力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然， 原深圳市宝安区委书记虞德海怎敢在他的两位老搭裆已被拘捕，他已被列入审查对象时，还满不在乎地让老婆一次收下500 万元港币的贿赂？但是，惩治贪官再严酷莫过于朱元璋的剥皮填草示众，其效果也很有限。当贪污贿赂成风时，不谈官官相卫 ，仅调查审判腐败分子的“成本”就必然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法不责众必然会导致受惩的概率极低，乃至可以忽略不计 。我特别佩服《刺世疾邪赋》作者东汉人赵壹的眼光。他有感于一代比一代严重的政治腐败，“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 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贪官们)宁(岂)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结论是：“德政不能救世溷乱 ，赏罚岂足惩时清浊？”他看不到社会政治的出路，只有无奈地哀叹“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然而 ，他非常明哲地提出不同时代应当有适宜于当代的“制度创新”：“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天道、制度)极 (达到极限、极端)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我们今天从事前无古人的现代化建设大业，怎么可能拘守祖宗成宪而没有发 展创造？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无非：一、正本清源，遵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理顺各种关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防止乱用公权；二、拔本塞源，尽快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中跳出来，不去管政府机关根本不用管、不该管的事情，“还政于民 ”，使想搞腐败的官员无处下蛆。

　　从制度创新角度讲，又可以分为三项内容。一是重视技术性的制度建设。比如实行政府采购制、会计委派制、财政收 支两条线，如广东省直机关即将实行的公务员工资由银行直接按花名册发放、政府拨款项目由国库集中支付、省政府后勤机关 逐步实行用车用电都交钱的企业化管理等等。这样的制度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既是防止贪赃舞弊的具体办法，也是民主法制建 设成果的累积。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差口号与思想，非常需要的是这种务实的渐进的改良。

　　二是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没有这一条，上面讲的技术性制 度建设就可能变成花架子。比如，最近披露的湖北武穴市，一桥梁工程坍塌，分明是因视工程招标制度与监理制度如废纸，偏 要用无资质的单位和人员设计、施工，出了桥垮人亡的责任事故，“当地检察机关竟未能被允许立案侦查”。如果仍然听任某 些人实际上享受超越制度和法律的权力，一掌遮天而群众莫可奈何，所谓防腐倡廉就只能是道士的符咒，吓鬼而已。

　　三是尽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制度。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要想把我们经济中的“以公权 谋私利”的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 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腐败的经济学原理》)1月27日广州市长林树森 在广东省人大会议上答记者问时“保证，市政府今后将不再投资经营性项目”。这可以算是一种大彻大悟。更进一步，即使必 须由政府投资的公共工程项目，也应有一套制度保证，从立项论证，招商考察到工程验收，尽量由社会组织来操作，防止由少 数官员拍板定论。真正实行“小政府、大社会”，腐败分子作奸犯科的机会自然会大大减少。余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