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大量新罪名。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案件如对敲诈勒索罪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严重情节”的认定，对寻衅滋事罪中“情节恶劣”的认定，因无明确的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仅靠学理解释，随意性 较大，给执法实践带来诸多困惑。

　　困惑之一，在实际的办案中，无论是在立案环节、审查批捕、起诉环节、出庭公诉环节以及审判环节，由于一些 法律条文规定得不明确，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在庭审中，公诉人和律师对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针锋相对，但因无司法解释的依据，仅是一些学理解释，让律师钻 法律空子的事例司空见惯，尽管最终还是由法官定夺，但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地位和应树立的威严却大大地打了折扣，控辩式庭 审方式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在审判环节，由于《刑法》本身就规定了较大幅度的量刑范围，再加之司法解释对一些诸如“ 情节严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无明确的规定，这一些模糊概念给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势必就会造成一些有 罪判无罪或无罪判有罪，或者判刑畸轻畸重的非正常现象。

　　困惑之二，在履行监督职能上，有违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八条明 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的职权，它包括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 督和侦查监督，还包括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等等，但具体的监督必须有法律的依据。由于法律条文规定的弹性较大，对一个 罪名有多个档次的量刑标准。公安机关由于主观认识或者客观方面的原因，有案不立现象时有发生；法院量刑畸轻畸重现象也 不乏其例，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因追求私情私利而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只有具体的办案人员心里 清楚。检察机关的监督因“法无明文规定”而难以进行。

　　困惑之三，是使刑事诉讼效率降低。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往往都考虑自身的利益，在某些案件上因无相关的司 法解释，谁也不敢轻易表态，一旦表错态，就有可能按《国家赔偿法》负赔偿责任，或依错案责任追究制追究一定的责任。这 种消极态度容易放纵犯罪是显而易见的，但公检法各部门有时都会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自己找退路。在刑事诉 讼过程中由于三机关都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使案件在法定诉讼时限内不能结案，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对一些诸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条文作出详尽的司法解释 ，给予明确的界定，使执法人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苏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