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新闻官司格外多。从《工人日报》接二连三被判败诉，到今年年底《新疆商报》老总被法院拘留；从《 生活时报》因揭露传销公司惹上诉讼，到《四川法制报》的“安岳官司”胜诉，一场场沸沸扬扬的新闻官司吸引了读者的视线 。一向视真实为生命的新闻媒体，不仅屡屡成为名誉侵权官司的被告，而且常常成为法庭上民事诉讼的败家，令人扼腕兴叹。

　　《工人日报》是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深圳官司，在5年前因一篇文章中的407个字引发，于今年一审败诉 ，再审又败。案件一波三折，有“中国新闻官司第一案”之称。

　　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报》发表了《深圳百万劳务工的呼唤》(下称《呼唤》)。文中提到，深圳市汽车 工业贸易总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刘兴中“专横跋扈，腐化堕落”，“挪用职工福利基金，为自己购买高级商品房”，并对批评 他的员工进行打击报复。一周后，刘兴中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状告报社及两名作者，要求判赔100万元人民币。1995年 1月，法院认定《呼唤》一文严重失实，判决报社及两作者联名在《工人日报》上公开向刘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付赔偿金 5万元。“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工人日报》决定不上诉，而直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提出抗诉。1998年4月，深 圳市检察院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书称，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均有错误，文中对刘的批评确有其 事，基本真实，没有侮辱刘兴中的内容。

　　今年9月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该院认定，文中所述刘兴中对举报者打击报复 “严重失实”，而他所购买的房屋，“既没有挪用职工福利基金，也不是高级商品房”。

　　于是，《工人日报》又向广东省高级法院申诉，但又输了。1998年年底，《新疆商报》刊登一篇通讯，题为《这 笔恶债是如何裁到国企身上的》。文中批评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一名叫郑某的法官违法办案、徇私舞弊，致使一家国有企业无端 背上了172万元的债务。郑某向天山区法院起诉报社和作者。今年4月2日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宣判：《新疆商报》侵害了 郑某的名誉权，判决其在相同版面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8000元。该报不服，上诉到自治区高级法院；受 高院指定，昌吉州中院于6月15日二审开庭。《新疆商报》第二次当庭败诉。

　　耐人寻味的是，郑某主审的这桩案件，被新疆自治区高级法院裁定为：主体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撤销一审判 决，发回重审。

　　11月16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以“拒不还债”为由，将《新疆商报》法人代表李健拘留。因《新疆商报》欠 《新疆日报》印刷厂印刷费二十六万余元，今年3月，天山区法院判决其偿还债务；《新疆商报》无力还款，表示以办公用品 先偿还部分债务，法院未允。后来，两报社与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协商两报合并。11月16日上午，《新疆商报》又发表一篇 批评法院的稿件，下午，李健被戴上手铐，送进拘留所。27日，李被提前4天释放。

　　在3大新闻官司中，只有《四川法制报》打了个漂亮仗。这个判例表明：媒体刊登“读者来信”，不加评论，即使“ 失实”，也不构成侵权。

　　今年2月，该报在“舆论与监督”栏目刊登了一封“来信”，揭露安岳鱼龙乡有人购买选票贿选乡长。编辑在配发的 “编后”中，请县委组织部和人大调查、处理，并公开向读者答复。4月初，“书面答复”来了，原来，没有证据证明选举中 有违法行为。

　　见报纸上刊登了“答复”后，“来信”中提到的涉嫌贿选的汤泽光、李胜富、陈友贵3人才想起了自己的“名誉权” ，于4月12日分别向安岳县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报社名誉侵权，3人提出的经济和精神赔偿高达七十多万元。

　　安岳法院没有认可“公开调查”这种舆论监督形式，认为：报社有义务审查文章是否属实，虽然刊登了“书面答复” ，“澄清了事实真相”，但没有向汤泽光等3人赔礼道歉，构成了名誉侵权，判决报社赔偿3人精神损失和其它损失7900 元。

　　《四川法制报》上诉至资阳中级法院。该院认为：“编后”并没有对“来信”发表评论，即没有引导读者对汤3人作 出不适当评价。相反，它让读者知道，这只是投信人的反映，并非最终调查结果。于是判决撤销安岳县法院的一审判决，连两 审的诉讼费也由汤泽光、李胜富、陈友贵3人负责。

　　“有枣无枣打三竿”，这是许多人对名誉官司的感受。现在，只要报纸刊登了批评稿件，被批评者拿着报纸就可以立 案。有的甚至对不点名批评“对号入座”，只要能发现“排他性”，就挤进法院去立案。

　　舆论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不是记者个人的权利，也不是媒体的权利，而是全社会的权利。说到底，舆论监督是 人民的监督，是人民通过传媒对社会的监督。它不只是党的新闻工作职能的需要，也是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 既是社会舆论的表达场所，又是反对腐败的一柄利器。

　　然而，因为新闻工作的快节奏的特点，加上记者没有特殊的调查手段，报道时很难迅速掌握全部事实及所有细节，而 一些被批评者恰恰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如今，许多新闻单位面临着令人头疼的缠讼，如何保护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权利 ，从而使他们更好地担当起新闻舆论监督的重任，已是当务之急。

　　应该说用法律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就是保障社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