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南海伏季休渔即将开始，但这次休渔形势并没有因为去年已“休”过一次而显得轻松乐观。恰恰相反，这次休渔形势将比去年更为严峻，除休渔范围扩大、管理难度增加外，去年的“休渔”并未给今年积累一点好的基础，去年休渔后的鱼市并不理想，渔民的收入也出现下滑。

　　难道我们休渔“休”错了吗？休渔没有错，只不过是现在应更清楚一点：我们不要为“休渔”而“休渔”。海洋渔业政策几经调整海洋渔业资源为什么会到如此严峻的地步？源于我国几十年渔业发展思路、政策走入一个严重的误区。

　　我国海洋渔业政策源自50年代，那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传统的渔业观念认为，茫茫大海，渔业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这种传统思路的指导下，渔业部门实行的是掠夺式的捕捞政策，渔业口号是“增船增网、多捞多捕”。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的海洋渔业资源在70年代已呈现出衰退之势。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资源衰退的严重性，并于70年代末开始酝酿组建渔政管理队伍，开始注意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而80年代我国的渔业又进入了第二个认识误区---“先救鱼，还是先救人”。渔民要靠打鱼吃饭，如果限制捕捞，渔民的生活谁来保证？一旦因限制捕捞而造成渔民生活水平下降，谁来负这个责任？

　　政府的犹豫态度反映了其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造成保护措施不到位，以致渔政部门先天不足：管理经费主要自筹自支，捉襟见肘；人员编制不保证，渔政队伍正式编制只占1／3；管理力度不到位，漏洞很多。就广东来说，渔政主要经费一是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二是渔政罚没款。去年，广东渔政资源增值保护费3000万元，罚没款2000万元，财政拨款300万元；而建造一条500吨级的渔政船就需要2000万元，广东渔政全年的经费全部用于造船(实际上不可能)也只及造两条半这样的船。

　　在80年代，我国也出台过一些海洋渔业政策，如提出“控制捕捞强度”，实行“渔业许可制度”等等，但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始终没有把渔业资源的保护放到应有的位置，全国的造船势头仍在增长，渔业生产力仍在增加，海洋渔业资源继续恶化。进入90年代，政府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资源、环境的保护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从去年开始在南海休渔，政府目前对渔政的支持也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渔业是不固定的资源型产业发展渔业首先要了解渔业，可惜的是我国在这方面走过了很长一段弯路。渔业属于资源型产业，资源型产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资源的依赖特别强，是建立在资源的保有量基础上的。渔业资源不同于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渔业资源是洄游的、不固定的；它的属性是公有的，不归某个地方所有；渔业作业流动性很强。由于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有限，因此渔业必须强调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为加强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渔政必须严格管理，实行“计划经济”。这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挪威、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在渔政管理上的严格程度远远高于我国，如挪威严格控制渔船的生产、贸易，甚至连鱼产品的销售渠道、地点都要经过严格的指定或批准。这些国家的渔业管理做法值得我国学习，渔业经营灵活、渔政管理严格，将是我国渔业发展的方向。健全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休渔很有必要，但要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发展我国海洋渔业，仅仅依靠两个月的休渔是不够的，应该在休渔的基础上全面建立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

　　首先是建立有效的制度保护、恢复渔业资源，如强化海洋捕捞许可制度，加强渔船建造、买卖的管理等。目前我省已出台或正在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不准在沿海40米等深线内用拖网船捕捞，调整捕捞作业类型，为最终消除拖网捕捞奠定基础。

　　严格控制造船，不准新增渔船；调整渔船的作业类型，对88-25千瓦／时以下的小拖网渔船要强制改成刺钓作业；鼓励发展休闲渔业，增加渔民收入；合理规划、扩大人工养殖；发展鱼产品的深加工，增加鱼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渔民收入。

　　在政府的支持下，引导渔业生产走向健康、合理的良性发展道路。南海休渔不但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它对政府、群众的观念转变将产生重要作用。海洋生态资源的恢复一般需要8至10年，不要因为休渔一次、两次效果不明显而对休渔的做法表示怀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那种“鱼虾满舱、虾肥鱼壮”的喜人景象将会再次出现在广袤的南海上。(本报记者苏冬本报通讯员李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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