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管子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然而，我国农村土地的稀缺有限和闲 置浪费却同时并存，造成有人无田种和有田无人种的双重损失--这就形成土地发包和土地承包的错位。因此，如何科学开发 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一，稳定土地人均面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更依赖于耕地的扩展能力。耕地面积是制约农产品 供给的主要因素。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4.3亿亩，人均不足1.2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4；全国有1／3的省市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我国在占世界7%的耕地上，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尽管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向中西内陆梯度 推进，滥批乱建的盲目“开发”，蚕食了大批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农田。从1978年到1994年间，全国耕地净减少68 80万亩，而人口则增加了2.3亿，人均占有耕地从1.55亩减少到1.19亩。50年以后，我国人均耕地将降到0. 6亩。本来弥足珍贵的土地资源，其绝对面积和相对面积进一步锐减，已直接危及到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在我国劳力丰 裕而土地稀缺的经济条件下，为了抑制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突破土地利用的极限，要素资源组合配置应按照替代土地的 方向发展。必须采用土地集约经营方式，使单位面积的土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二，明晰土地权属关系。我国古代重农思想家早就提出“地者，政之本也”的主张。张培刚先生认为：“如何使农 业劳动者更合理更有效率地与土地结合，是当前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要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农 村实践表明，通过租赁拍卖、股份合作、两田分离和反租倒包等形式，可以促进现有土地和山水资源的市场流转，使集体所有 权和集约经营权分离。土地两权分离不仅有利于提高现有土地和山水资源的利用率、产出率和商品率，而且有利于农业区域化 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和市场化竞争。因此，乡镇政府只有有的放矢地按照市场经济的效 益原则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明确界定土地权属，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固定的田底权与流动的田面权分离 ，才能遏制国有集体土地资源流失、抛荒、粗放耕作或掠夺式经营的趋势。

　　第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土地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慷慨的馈赠。土地虽能永续利用且生产力可以不断提高，但其开 发利用效率受到自然条件、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科技水平等因素的严格制约。80年代初开始普遍推行的改革，虽然提高了 土地的产出率，但随着农村市场经济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小型分散的家庭经营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客观要求，致使 农村土地的荒芜面积有增无减，而经营规模日趋缩小，造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不应有的损失。早在农民大量丧失土地的春秋战 国时代，孟轲就曾提出“制民之产”的经济主张，并把“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作为当时满足“八口之家”基本生存需要 的农业适度生产规模。目前我国农户可耕土地面积不仅大大低于“小国寡民”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且还大大低于当今落后国家 的平均水平。因此，以农村剩余劳力合理转移和有序流动为先决条件，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既可以降低农业内部产销成本 ，又可以形成农业外部经济效益，这是农村要素资源组合配置提高“余值增长率”的“终南捷径”。

　　第四，增加土地收益报酬。李嘉图认为，由于土地数量有限而质量有异，农业生产的报酬是趋减的；农业技术进步只 能短期地、间歇地提高生产，但在长期中不能扭转报酬渐减的趋势。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马 歇尔虽然认为农业报酬渐减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停滞状态，但也同样承认了土地收益递减的事实。我国是一个农业耕地极 为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且农业生产由于大批量地使用农药化肥，使土壤的理化性状日渐恶化。由于大幅度地提高复种指数，使 地力退化，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以生化技术变革为内容的“绿色革命”，由于在精耕细作、有机 补偿、土壤改良、配方施肥、科学灌溉、品种培育、合理密植、生化防治和增加复种等方面集中使用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种植 技术，对我国广泛采用劳动密集型、土地集约型、资本节俭型和技术适用型的要素资源组合配置方式，势必产生极大的联系效 应。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根据要素资源禀赋状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统筹规划，循序渐 进。这是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胡建奇

　　（作者系黄陂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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