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千年，金融界人士普遍持乐观态度：武汉地区的资金将逐渐充裕起来。理由是近年本地区已经从“贷差”转为 “存差”，即金融机构的存款大于贷款，今年继建行率先进行不良资产剥离后，其他银行也正加快此项工作进程。届时，大量 “死钱”盘成“活钱”，将使“存差”不再仅是账面的富余。

　　但能否把银行流动的资金留在武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汉市的信用环境。人民银行一位负责人分析：银行商业化 改革，加上信贷体制变革，银行资金今后不再是取之于此，用之于此。一个城市除了要有项目外，拥有良好的经济环境尤其是 信用环境，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有关方面对武汉市目前的信用环境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某银行总行曾一度将武汉地区列为信贷风险区；有的银行负责人甚至称武汉地区一些企业搞的是“赖债经济”。尽管 话说得不好听，但我市信用环境确实不容乐观。据人民银行统计，近年我市企业拖欠银行利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1997年 比上年增长50％以上，恶意欠息金额占银行应收未收利息的20％左右。当时行家估计，每6元贷款就有约1元的利息收不 回来。

　　对于前期武汉地区存在的这些问题，我市高层给予了重视，并与银行一道开展了信用环境的整治工作。但现有的改善 不足以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的要求：银行放款，只有办理抵押才放心。作为贷款品种之一的信用放款，还只是极个别企业才能 享受的待遇；人民银行多年推行商业承兑汇票却最终只限于二三家有实力、讲信用的企业；为加大中小企业贷款力度，我市组 建了担保公司，但参予合作的银行仍显得格外慎重；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近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出现这些问题，除 了银行的观念、管理水平等因素外，企业的道德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用经济。此间人士认为，尽管缺乏信用的行为只是部分企业所为，但影响的是外界 对武汉地区的整体印象。横向比较，武汉地区的状况也许并非差人一截，但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醒得早”，先人一步改善软环 境，对新世纪武汉的发展大有裨益。

　　专家分析，过去大量资金南下冲着的是高利，将来资金流向更取决于信用环境这一基本因素。因此，信用环境意识不 仅应普及到企业，还要根植于全社会。

　　本报记者 黄斌 本报通讯员 夏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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