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国内有多家报刊转刊了《大河报》的一则“社会新闻”，说的是去年12月23日傍晚，一位名叫王花蕊的大 娘因饥寒病苦交加终于倒在西安市北门外的一条大街上，临死之前王大娘向抢救她的好心人痛心地说：“我儿子是xx县的副 县长，我死后，请通知他一声……”王大娘的话字无虚言，她那当官的儿子在听到母亲饿死在西安的事情后，一面“立即封锁 了消息”，一面亲自开着高级小轿车，带着亲弟弟偷偷来到西安“处理后事”，将王花蕊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并对闻讯 赶到现场的记者打着官腔说，这是他们县上的一位孤寡老人，他是代表政府来处理后事的。当官的儿子始终没认饿死的娘。

　　看了这则报道，但凡有良知亲情的人们都会感到愤慨，社会舆论对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进行谴责也是理所当然。《齐 鲁晚报》的标题是“副县长把母亲逼上绝路”，北京某大报的点评是“这样的两个儿子，真正是猪狗不如，人神共弃之”，南 方某大报也同样抨击说，这种连禽兽都不如的东西来当副县长他怎么“为人民服务”？但是也有“冷漠者”直言，尽管民心唾 弃，舆情愤激，可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恐怕早已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真要将他“关进牢里去”谈何容易?

　　王大娘真是苦命。她是陕南山区的农妇，21岁时嫁给了现役军人辛刚宏，六年后辛刚宏因癌症去世，给她留下了两 个幼小的儿子。一位农村妇女守寡30多年，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哺育成人，并且供他们读书直到大学毕业，其中的劳累困顿 、艰辛委屈世人自然容易明白，做儿子的更应该理解体谅。但这两个“争气”的儿子，却翻脸不认亲娘，为了所谓“面子”而 将母亲赶出家门，这在连小学校都在开展“孝敬教育”的今天，两个90年代的大学生居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实在 是匪夷所思，不得不使人顿生拍案之愤。

　　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德，也是理，也是道。王大娘的两个儿子都受过高等教育，一个是“万民景仰” 的“父母官”，一个是“为人师表”的中学教师，竟然弃其生母于死地，这种缺德、害理、无道的行为，纵使有万般说词也难 辞其罪。在封建社会，如果王大娘在生前告这两个儿子“忤逆”，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即使王大娘不告官，这类“有违圣人 之教”的“地方丑闻”一旦因舆情沸腾而“上达天庭”，少不了也是得“削去功名”、“剥掉顶戴”而被关进大牢。

　　各报刊出的报道和评述，愤激之情益于言表，所涉人名也都实实在在，但却隐去了“县太爷”的任所，用了“xx” 来代替，对此也许只能以“可以理解”来说明。两个孽子一个叫辛继成，一个辛继全，都毕业于陕西的“某某”重点大学。辛 继成毕业后分配到“某”地委秘书科工作，辛继全同年分配到“某”县级中学任教。大孽子辛继成91年毕业参加工作，从秘 书出身，不多几年就能晋升为副县长，这说明其个人能力不菲，但其“刻薄寡情”的程度也应“可想而知”，当然，这是就其 “弃母”而言，对上司则“未必如此”。笔者曾就此事请教有关法律专家，得到的回答是应当谴责，但如要绳之以法，则有相 当“难度”，闻者唯有唏嘘。难道我们对这类伤天害理的事情，对这类丧尽天良的“孽种”只能“喻之以理，晓之以情”吗?

　　1994年7月，新加坡国会议员温长明向国会提出“赡养父母法”草案，他的提案理由是，立法赡养父母并不是对 我们的年轻人没有信心，而是针对极少数不孝子女而设。并且强调说，除了道德的压力之外，对一些人还需要法律的压力，让 那些不幸和无法享受亲情的父母获得一些保障，也给那些不愿负起道德责任的子女一定的约束。该法案在新加坡国会付之表决 时，以50人赞成，11人反对，22人缺席，2人弃权获得通过。

　　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倡导公民赡养父母老人的道义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学校也普遍展开了敬老爱幼的思想品德教育 ，在有关法律法规中也有相应的条文规定，这都对树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次辛继成、辛继全两人弃母 的“大逆不道”行为，虽是极个别事例，但这两个人一个是政府干部，一个是中学教师，居然如此无情无义，并造成了极坏的 社会影响。这样的人又如何能够“为人民服务”？如何能够“为人师表”？在现时尚难以从法律角度给予惩罚的情况下，仅仅 进行舆论道德谴责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