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录制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专题节目，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节目的主角，而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则作为特邀嘉宾，在电视节目中充当主持人。

　　一边面对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国际著名科学家，一边面对的是正在成长中的我国优秀青年学者，白春礼所作的 “主持”这个角色，与他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分管教育、人事及青年人才培养的身份再合适不过。白春礼在记者第二天专访他时 说：“前不久，上海的《财富》全球论坛云集了众多世界经济巨头，展望中国未来50年的经济发展，这次，我们有幸在中国 科学院院庆50年之际，请到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中国的优秀青年学者共话未来，展望21世纪的科学，谈论成为优秀科学 家所应有的基本素养。当这个‘主持人’我很荣幸。”

　　显然“科学家素养”这个话题是白春礼感兴趣的，今天他的话题也由此展开。

　　白春礼说：找到好的科研选题，是丁肇中先生说的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昨天录制的节目里，我就替青年科学家 问诺贝尔奖获得者，“怎样才能找到好的科研选题？”米歇尔先生的回答是：“不要都相信书上的话。”与我国的老教育家陶 行之先生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异曲同工。丁肇中先生的回答是：“实验室的工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必须拿到第一手 的数据，第一流的结果。”我都很赞同。对基础研究而言，一定要选择那些原始的、创新的工作，对学科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前 沿课题。其次，我还想强调，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他本人对工作的兴趣至关紧要。有了兴趣，探索自然客观规律、涉足人类 未知世界，他才能有愉悦感，有兴奋点，才能全身心投入。有句成语“乐此不疲”，说得再贴切不过。不是把科学研究仅仅当 成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心而向之，心而往之。

　　白春礼说，科学家首先内心要有创造的欲望和激情，有时他可能从事如“苦行僧”一般的科学研究，才能真正达到“ 无悔追求”、“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丁肇中教授在许多场合提到“格物致知”精神，也曾说过，如果在波士顿下了一场雨 ，其中如果一滴雨是有颜色的，我们就应该千方百计地找出这滴有颜色的雨。这就需要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应该大 力倡导。

　　白春礼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还谈到，对科研选题不能一成不变。我认为，对青年科技工作者而言，不能局限于过去自 己博士论文的拓展或延伸，而不注意前沿的新进展，不吸收科学的新营养，不利用出现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不考虑社会的新变 化。特别是我们一些在国外学成回国的人员，更要在科研选题时考虑我国的国情，有些选题可能在国外、在他原来的外国导师 的实验室里做是合适的，在我国开展就不一定合适。或者满足于把国外做的成绩，国外已有的、并不是十分先进的成果，搬到 国内来“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为此我在昨天的电视主持里，提出：包括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的提高以及公民品德的提高，是对未来人才最基本的要求。

　　白春礼就此话题兴致盎然。

　　他说：对科技人员来说，提高学习能力，就是要求他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学科知识的广博。专业基础不扎实，想要知 识创新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学科知识不广博，就很难触类旁通，特别是进行学科的交叉，融会贯通。本世纪的许多诺贝尔 奖都是在不同学科的合作中获得的，例如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这一诺贝尔奖成 果就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合作的结果。进入21世纪，学科交叉的趋向会越来越明显。我相信，会有更大的类似于诺贝尔奖 这样的成果，会是在边缘、交叉学科里取得的。故此，我们提倡不同学科的学术交流，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谈到社交能力，白春礼说：我这里说的社交能力不是指的为了一己私利，去营造庸俗的社会关系网，吃吃喝喝，拉拉 扯扯。我指的是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往往要借助集体的智慧、团队的力量，除了少数搞纯数学研究的，一般很难再单枪匹马 地靠自己一个人的脑袋搞科学研究。特别很多青年科学家是学科带头人，这就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要具备人格的力量， 行为的风范，必须会团结人、凝聚人，带动并调动自己学生、助手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科学工作也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了解和 理解，让人们“走近科学”，靠拢科学，支持科学研究，让科学研究走出象牙塔和玻璃罩。现代社会，人与人的沟通十分重要 ，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是科研工作能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至于应变能力，白春礼认为，系统地开展工作，有科研的系统性和衔接性是必要的，但必要的时候，也应改弦易辙， 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的统一。在昨天的电视节目里，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说，科研立题， 切忌盲目地去追所谓的“热门”，往往是“热门”的东西等你去追时，它已经不“热”了，这种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的追法 ，也是缺乏创新精神的表现。

　　白春礼说，提高应变能力，还包括要学会捕捉机遇、把握机遇。科研工作，有许多新奇的、未知的需要我们去发现和 解决。有些科学发现的机会可能是稍纵即逝。比如当年青霉素的发现，实际是“歪打正着”。现在市场炒作的比较厉害、沸沸 扬扬的“伟哥”也是如此。

　　白春礼笑了笑说：这次我们邀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费里德·穆拉德先生，从某种意义也可以说“伟哥”的发现与他的 工作有关。他揭示了一氧化氮可以作为有机体的信号分子，这一发现，使得他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理学奖。但由于“ 伟哥”市场炒作的声音太喧闹，反而把穆拉德先生的研究与发现的真正科学意义给淹没遮盖了。但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科学 研究中，有时是存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如果真是株“柳树”也行，不但要让柳树成活，还要让柳 树成行，别让柳树蔫黄枯萎了。这也是一种应变能力的具体表现。

　　谈到提高信息处理能力，白春礼说：当今的知识在以指数上升，报刊杂志以及其他知识传播的媒体剧增，也成指数上 升，五花八门的信息让人目不暇接，我们要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信息进行必要的梳理，否则，人脑的记忆内存量毕竟是有限的， 装不了那么多的东西。进行所学到的知识的梳理，也就像我们的计算机要及时删除掉一些不要的垃圾文件和电子邮件，我们对 各种信息也要学会处理，提高工作的效率。

　　记者问白春礼，昨天对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获得者哈罗德·瓦姆斯，也提出了类似我国今年高考作文题目“假如记忆 可以移植”那样的问题：“21世纪的人脑是否可以移植？”您认为计算机在21世纪会有什么更大的突破，来帮助人类更好 地记忆和处理信息呢？

　　白春礼说：计算机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它处理数据的速度比人脑快，但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思维。所以，计算机作为 一种先进的工具，是不可能完全来代替人的思考的。不过下个世纪，将出现生物计算机、分子计算机，利用化学分子之间的识 别能力，可以出现新的、完全有别于现在的这种“0”“1”逻辑、以半导体芯片为基础的计算机。另外，量子计算机的前景 也不可估量。本报记者郑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