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崇敏：踏进官司人生

　　魏崇敏，男，1959年10月28日生，武汉人，打过或正打的部分官司如下：

　　官司一：1999年3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湖北省卫生厅；6月1日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驳回他的起诉 ；6月9日，递交上诉状；8月底，湖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裁定。

　　官司二：1999年6月底，在武汉市中院状告湖北省卫生厅；8月下旬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驳回起诉；随后，递 交上诉状，二审维持原裁定。

　　官司三：1999年8月下旬，在江岸区人民法院状告武汉市卫生局，至今尚未结案。

　　一个人如此密集地打官司，这是我们关注魏崇敏的原因之一。我们不想多说官司本身，因为那是法院的事情；我们想 明白：为什么一个普通市民能执着地一次次走上法庭？

　　魏崇敏开始打官司是为了儿子魏星。1988年9月，儿子在市内一家医院呱呱坠地。此前魏崇敏兄弟姊妹3个生的 都是女儿，全家人感觉像放了卫星似的，便给新生儿取名魏星。

　　然而，喜悦很快被魏星不正常的发育湮没。孩子患了脑瘫。把儿子抱回家，魏崇敏嚎啕大哭……

　　经多方咨询，魏崇敏认为儿子脑瘫由接生时的医疗责任事故造成。但市、省两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果却不 这么认为。谁能为我说话？———魏崇敏找到了法庭。

　　除了从媒体上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官司新闻，他对怎样打官司一无所知。找律师咨询，只问几句话人家就要收50元的 费用，自己却还没弄出个头绪来。这样太被动———他说，能懂法该有多好！他开始读高等教育自学（自修）考试法学专业， 学行政诉讼法、公证与律师……一位老师听了他的诉说，很同情他，但建议他不要去告，因为在医疗事故鉴定上，常常是医疗 机构“自说自话”，法律不健全，无法可依。

　　魏崇敏认准问题得靠法律来解决。他不厌其烦地写申诉材料，40页一本的稿纸他累计写了50多本。他先后请了4 个律师，后来干脆自己为自己辩护，他自认已掌握足够的法律依据去打赢官司。

　　亲友们“打击”他：你怎么能打得赢呢？这是劳民伤财呀。还是想法做生意，赚点钱。

　　这些年，他70％的时间都花在官司上。一个个官司败诉了，他重整旗鼓，一次次地“杀”回法庭。他很清楚自己的 处境：如果官司赢不了，他可能一生都耗在官司里了。

　　官司打多了，他觉得不只是为自个儿的事奔忙了，他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人。他的官司一开庭，旁听的人总不少，一些 和他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的人，都在寻求法律上的说法。

　　一天晚上，一位姓祝的先生给他打电话：“你替我打个官司吧！也是个医疗事故，长时间解决不了，我看你对有关法 律懂得蛮多，这个忙你一定要帮！”魏崇敏见对方说得恳切，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他再次走进法庭，不过身份变了，这次 他是原告的代理人。

　　魏崇敏这样毫不气馁地打许多人看来毫无希望的官司，是不是有些太偏执？

　　他说：“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对小事都斤斤计较的人，但儿子成了这样，对我们精神上的损害太大了，这是大事，不能 含糊。通过儿子这场官司，我好像找到一个舞台，实现自己的价值。现在这方面的法制还不健全，我感觉我是在推动法制的进 步，我做的蛮有意义。”

　　律师看“法”

　　姚启超（57岁，80年代初武汉市恢复律师制度后最早的律师之一）：

　　请律师的人越来越多

　　80年代初，市里的法律顾问处仅十几名律师，区里也才七八个律师（全市仅江岸一区设有法律顾问处）。承办的案 件类型多为刑事、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很少。律师既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又是业务人员，领工资，指定辩护不收费。当时老 百姓还不太知道请律师是怎么回事，也很少有人请律师。

　　当时对律师的限制不少，若做刑事辩护时要做无罪辩护，还必须经区法律顾问处研究、上报市司法局批准才行。现在 放“宽”了，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律师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律师威望更高，请律 师的人越来越多。

　　柳正权（35岁，武汉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师）：

　　老百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意识增强了许多

　　1997年3月14日，女教师徐洁被“新乡张金柱”孙其福驾车撞倒拖带数十米，碾成高位截瘫。原审认定孙犯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赔偿28万余元。徐洁不服，今年9月10日再审裁定，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 5年，赔偿57万余元。我是此案再审阶段徐洁的委托代理人。

　　同是徐洁一案，若在古代，只能指望遇见“青天”，所谓“青天”指的是不畏权、不贪财、严格执法的官员，而“包 青天”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开封的行政长官，他审案是行政兼理司法，是对独立审判权的剥夺。

　　徐洁生于现代是幸运的，因为不但现代的法律相对完备，而且领导们给予了她相当的关注。此案因领导干预而得到了 依法处理，表现出的是法治的进步。

　　我国现在尚处于由人治向法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阶段，有两点让人欣慰：一、国家权力模式逐步向以法律为中心的权 力传递模式转化；二、老百姓的守法观念以及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意识进步了许多。

　　徐洁是一个相对弱小的个体，她不断上告的结果至少是使大家（包括一些领导）重视了她的案子。老百姓在法治进程 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较被动的，但老百姓的觉醒与挣扎一定会更快推动法治的进程。

　　“法”典新词

　　近几年涌现的与法律相关的新事物

　　“148”

　　“148”原来只是一个寻常的数字，而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它是法律服务的专线电话，谐音“要司法”。它的这项 功能发轫于山东菏泽地区司法局长晁岳坤的奇思妙想，1998年3月16日在该地区东明县变成现实。

　　确切地说，“148”的出现不是件偶然的事情。传统的司法行政工作因为是分散作业，已难以满足群众要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矛盾的要求。而“148”的创设为广大群众寻求法律服务提供了一条简便、快捷的渠道。有人说，“148”是一 件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法律工具。

　　司法部确定的目标是力争约两年时间内，在全国普遍开通“148”。在武汉，“148”电话已在城区郊区开通。 当然，重要的不是形式的构建，而是真正地对人有用。

　　庭审直播

　　1998年7月10日，星期六。这天，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在北京进行的一次开庭审判———中国10家电影制 片厂起诉的著作权纠纷案，亿万观众通过媒体观看了一次“原汁原味”的法庭审判，观察家称之为“历史性的直播”。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前公开审判原则似乎并未引起 特别的重视，以不同方式违背这一原则的审判活动经常可见。近几年审判方式改革使过去那种“先查清后开庭”、“先定性后 审理”、开庭走过场的现象有了根本改变。开庭的目的在于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

　　虽然有专家担心，庭审直播会使司法变成“作秀”，对法官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庭审直播 。有关人士称，直播有利于消除人们对审判活动的神秘感，法律主动接近了百姓，通过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

　　法律援助

　　1995年11月9日，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这是全国首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

　　人们日益认识到，法律是维护权利的武器，但不能回避的现实是：许许多多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需要有人帮他 们讨得公道，而这些人确实又无力承担费用。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的就是这一社会症候，它保障着法律得以平等、公正地实施。 而在法律得不到尊重的年代，法律援助无从谈起。

　　统计表明，1998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万多件。

　　法律援助遇到的困扰也很多，比如不符合援助条件却申请援助的当事人数量众多等等。有人说，法律援助也得靠立法 来支撑。

　　民告官

　　过去有句俗话说：“民不与官斗。”其要义是民与官不在一条等高线上，民是“子民”，官是“父母官”，民还能告 官不可想象。

　　《行政诉讼法》1990年付诸实施，越来越多的公民和法人懂得靠法律来改变行政机关的不正确决定，进而对簿公 堂。人们通俗地称这样的官司为“民告官”。

　　进步显而易见，但“民告官”这种说法，潜意识依然隐含着民与官的不平等，这恐怕也是民告官案件受瞩目的原因。

　　记者 王作晖 翟晓林 通讯员 王继明 摄影 陈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