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 张岳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俊海博士强调：随着中国近期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前景更趋明朗，我国应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地与国际惯例接轨。据此他认为，包括涉及投资、金融、证券、贸易 、消费者权益等的多部法律，应尽早给予完善。

　　首先，刘认为应当实现“国民待遇”的普遍性。我国从1979年以来围绕三资企业陆续制定了三部法律，其中 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将外方投资者界定为“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 个人”，而对中方投资者的界定中却没有“个人”。刘说，显然，这对中国的个人投资者不公平。此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公司不必设立股东会和监事会。而国内投资主体 办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应当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三套组织机构。刘俊海说，国民待遇 原则是指无论中外企业，在中国境内开展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时候，原则上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他说，上述区 别与世贸组织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无疑是有出入的。

　　其次，应当允许涉外投资基金在中国进行设立、募集、运作和交易等活动。作为中国首部《投资基金法》的起草 人之一，刘介绍说，所谓投资基金是由多个投资者共同出资，交由专门的基金管理者管理，按照投资组合原理进行专家运作、 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一种资本集合体。在美国，1997年共有37．4％的家庭投资于投资基金，其资产占了金融总资产 的三分之二。我国未来的《投资基金法》如能考虑此点，不仅可以直接吸纳大量外资，而且能拉动投资需求，更能极大促进高 科技的发展。

　　第三，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是否 具有较强的公信力、独立性和公正性，直接关系到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的兴衰成败。因此，有关对其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应 当具有明确的表述。他举例说，《证券法》的第161条规定，出具虚假报告的中介机构“应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 任”。但是，刘问道：“究竟何为‘负有责任的部分’？”他说，这种表述就非常模糊。

　　第四，1995年制定的《票据法》，一方面承认票据的“无因性”--就是不问票据的来源--和“高度流动 性”，一方面又有限制和排斥“无因性”的地方。例如该法第10条中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具有真实的交 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实际上否定了票据的无因性，妨碍了票据的快速流转，不仅会降低市场运作的效率，且与国际惯 例不一致。

　　第五，中国如果入世，国内的消费者无疑将是最大的赢家。面对不断涌来的国外商品，如何依法有效维护国内消 费者的权益，将是重要课题。他举例说，《消法》中虽然规定了“经营者有警示义务”，但如何衡量则需进一步细化。比如， 国外商品的说明是否一定使用汉语，这在《消法》中就没有明确的规定。

　　刘俊海博士现为中国社科院商法经济法研究室副主任。他最后说，中国能否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受益，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其根本，在于法律环境的改造与建立。2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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