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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召开,与会工商界巨子引人注目,其社会地位不言自明。 历史上的中国商人也有过风光的时候,地位高至为相、为国师、为帝。远古时代的舜帝就是一位工商业巨子。他经营 陶器与盐业以富民,其实践经验至今仍是经商的宝典:“顿丘(今河南浚县)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在山西)卖贱,于 是债于传虚。”这个“债”字,就是指赊销与赊购。 春秋战国时代晋国的计然,是越王勾践的国师。他帮助越王富国、强国、复国,雪耻称霸。其经验是掌握农业生产规 律和价值规律、商品供求规律。越国大夫范蠡拜他为师,弃官下海经商,成了著名的大商贾,世称“陶朱公”。至今,“陶朱 事业”仍是中国商场中流行的吉祥话。 战国时的白圭,被尊为“治生之祖”(即经营之神),他提出的“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至今还闪耀 着光辉。“乐观时变”就是研究市场。他还说,“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写吾术 ,终不告也”。今人经过吃亏再吃亏,吃了大亏之后,才醒悟到研究市场之重要,领悟到企业要有一个好领导、国家要有一支 好的企业家队伍的重要。 在周朝,市场气势恢宏,管理有序。有诗为证:“开三市,旗亭起百寻......” 也许正是如上所述,所以《管子》才会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石民即柱石之民,言其重要);所以 汉代的司马迁才能写出《货殖列传》,歌颂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巨子,总结了货殖方面的经验。 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由上 上而下下,近世还被打入“另册”。其间的变易对发展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反思。 美国有位管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叫《管理思想的演变》,其中译本被列为“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之一。书中说,“ 在孔子时代,最受人尊敬的目标是在朝廷为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仅比囚犯高一点”。果如其言的话,对孔子学生子贡这个大商 人,出则“结驷连骑”,入则“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又该怎样解释 呢? 对外国专家写的书可以读,但不可迷信; 对中国有定评的历史书却是要认真读的,使能裨益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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