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运鸿本来应该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是宁波市委书记，又是浙江省委常委， 还是中央候补委员，走到哪里，都得 有他一把椅子。如今却成了阶下囚，四中全 会决定撤销他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开除他的党籍，同时宣布“鉴于其有些问题 涉嫌触犯刑律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虽说“依法”如何“处理”尚未有结果， 但因为他“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损 失和恶劣的政治影响”，蹲监狱大概 是不成问题的。

　　像许运鸿这样的高官，这些年成为囚犯的不少，且不说陈希同、王宝森，即 便是湛江的陈同庆，东莞的欧阳德 ，日照的王树文，泰安的胡建学，也都曾身居 高位权倾一方，县市一级的“小国之君”落网的更多。据此而论，反腐败的力 度 不可谓不大，再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恐怕 也不符合客观事实。然而，贪官像韭菜 一批一批的割掉，却也像韭菜一批一批地 长出来，反腐败的斗争总是不能尽如人意，人们对此时有微词也就在所难免。

　　于是我想到，在这台上官和阶下囚之间，最好有个台阶，即在党政官员违规 运作，但尚未构成犯罪之时，就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将其贬职以至于削职为民。

　　据报道，许运鸿的“主要错误事实”共有三条，其中第一条为：“应其儿子 的要求，帮助宁波某信托投资公司 的营业部解决独立融资的资格问题，该营业部 总经理吴某先后送给许运鸿之子钱物折合人民币９０多万元。由于许运鸿的支 持 和纵容，吴某肆意违规经营，其贪污受贿和行贿等问题也得不到及时查处，致使 该营业部的资产规模恶性膨胀，资产质 量恶化，造成资产损失１１.９７亿元。 ”假如在台上官与阶下囚之间能有一个台阶，那么当许运鸿“应其儿子的要求， 帮助宁波某信托投资公司的营业部解决独立融资的资格问题”时，就应当请他从 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下来，因为他没有依法行 政，而是按独生子的意志行政，光是 这一条，他就没有资格当市委书记。

　　这样做是会招来不少非议的，譬如有人会说，他既没有贪污受贿，也没有损 害国家利益，就要受到这样的处分 ，未免小题大做，不通情理，也不符合我们的 干部政策，会使许多干部感到寒心。持这种看法的大概还为数不少。然而，此 中 至少就有两个认识的误区。

　　其一，混淆了违纪和犯罪、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的界限。不贪污受贿，这是 每个公务员都应该做到的，不损害 国家利益，更是每个公民的本分，在这一点上 没有出现或发现问题，未必就能坐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心安理得。等到贪污受 贿 ，损害国家利益时，已触犯刑律，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因而，在许运鸿违规运 作时，就给其以行政处分，并非小题大 做，而是恰如其分。

　　其二，割离了因和果、可能与必然的联系。贪污受贿或损害国家利益，都有 其前提条件或客观原因，不依法行 政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如果因为暂时没 有出现或发现贪污受贿以及损害国家利益的事，而对此漠然置之，无动于衷， 那 么，因就会变成果，可能就会成为必然。因而，在许运鸿违规运作时，就请他从 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下来，倒是最合乎情 理的，不仅可以使国家资产至少免受11.79亿元的损失，也使他本人不会再有贪污受贿的劣迹而成为阶下之囚。要说 爱 护干部，其实还莫过于此。

　　就在许运鸿被撤去中央候补委员开除党籍前不久，香港税务局局长黄河生因 违反公务员申报条例而被“即时革 除职务”，因为即此一条，他就已经失去了“ 公信力”。在台上官与阶下囚之间，他们是有削职为民这个台阶的，香港的廉 政 建设卓有成效，或许就与此相关。虽说“一国两制”，但我想，这种做法大概还 不是“两制”中的那一“制”才能有的 。

　　对于腐败现象，要治标，更要治本，依法行政，就是治本的措施之一。对于 违规运作的官吏，应当及时给予行 政处分，直至革职，有了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 施，就会大大地减少贪官的发生率，使其出现负增长的势头。这样一来，贪官 反 掉一个就少一个，反腐败的成效，也就历历可见了。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