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军队的组织比文官政府来得有效和严密，他们有着政变的冲 动。可是，这不应该是常态。

　　阿尤布-汗元帅，１９５８年政变成功。

　　叶海亚-汗上将，１９６９年接替阿尤布-汗。

　　齐亚-哈克上将，１９７７年政变成功。

　　现在轮到穆萨拉夫上将，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２日。

　　“感谢真主，这个邪恶的阴谋已被军方的迅速行动所挫败。”巴基斯坦军事 政变领袖穆萨拉夫如是说，他指责 已被赶下台的前总理谢里夫试图在他乘飞机归 国途中谋害他。

　　谢里夫刚刚解除穆萨拉夫军职数小时后，其官邸就被效忠穆的军队包围。这 个戏剧性的变化当然需要一个解释 。

　　穆萨拉夫在电视上解释说，军队被迫干政是因为“局势无常与混乱”正在腐 蚀国家，谢里夫政府的自私政策“ 动摇了国家的基础”，而他也注意到”公众一 直在要求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穆发誓要铲除贪污和重振濒临破产的国家经 济 ，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由他担任国家的首席执行官。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英国发表了她的“估计”：“看来巴基斯坦已发 生内战。”但是，内战没有发生， 卡拉奇、伊斯兰堡的街头异常平静。

　　巴基斯坦人已习惯于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国家经历。在巴基斯坦独立以来 的５２年里，军人执政的时间共有 ２５年。

　　军事政变与军人统治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宿命般的遭遇。例如，据统计，１ ９６０至１９８０年的２０年间， 非洲大陆共发生约１６０次军事政变，平均每 年８次，其中成功了的政变６０次，平均每年３次。

　　早在１９５９年，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对民主体制在巴基斯坦的第一次失败 （即阿尤布-汗于１９５８年实施 军事管制）作出了反应：那里缺乏足够的训练 有素的公务员来操作民主制度。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立宪民主制政府的先决条件至少包括：土地改革、发展教 育、坚实的公民社会。但在巴基斯 坦立国之后，地主把持议会，国民的识字率长 期徘徊在低水平，乡村的老百姓，对省会和首都所发生的政治角逐一无所知， 或 不闻不问，他们还不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选民。而所谓的“公共舆论”，实际上 只存在于都市中产阶级、地主和一些宗 教领袖之中。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制度 ，仅就这个民意基础而言，是相当狭小的。从而，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民主进程时 常陷入停滞或危局。

　　在这种情况下，强有力的军人集团开始认为自己对拯救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军队生涯的艰苦和必须以战功建立在军中地位和爬升至 最高职位，导致军队领导人往往是 从性格坚强、痛恨官僚与腐败的农村青年或平 民青年中产生。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军人集团也以民族主义旗帜的护卫者 自 命。在巴基斯坦的这次政变中，就有涉及对外关系方面的起因，当７月份谢里夫 在美国压力下从克什米尔撤回武装的“ 渗透者”后，军队已经怨声四起。

　　军队对自己的“拯救者”角色的确认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军队地位特殊、 待遇优厚、与政治家关系密切，并 且组织能力强，因此不乏参政冲动。亨廷顿曾 经极力称赞第三世界的军队凝聚力和纪律性很强，并且其组织体系是科层化的 ， “军官们能组织一个政府，而学生和僧侣却不能”。

　　军队参政往往以血洗国家腐恶作为动机的解释，但是也不乏参与争权夺利以 及执政之后同样腐化变质的例子。 此外，军人领袖往往执着于自己的某些主观偏 好和价值观，难以容忍不同意见，这对国家经济政治重返正轨也是不利的。

　　因此，军人干政在发展中国家时有发生，但绝不应当是一个常态。现在，谢 里夫解决不了的经济烂摊子落到了 穆萨拉夫手中，而穆萨拉夫拖延许久才发表的 语焉不详的施政纲领正是他心中无数的一个证据。此外，有一个旁证是，穆萨 拉 夫并没有急于在克什米尔前线和印度动手，这也说明他想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 内问题上。

　　事前毫无征兆，在数小时内颠覆了前政府，穆萨拉夫可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但今后他能否还能有如此的好运 气？在国家经济衰退及国际援助资金纷纷断绝 的情况下，穆萨拉夫的军人统治恐怕难以持久，巴基斯坦终究要回到文官政府 和 立宪体制的轨道上来。

　　或许穆萨拉夫心中正是这样盘算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必须“经过他的手”， 必须反映他的理念，并且最终使他 作为一个把巴基斯坦带入新时代的领路者而被 载入史册。庄礼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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