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上海老百姓谈西部开发_国内新闻_新闻中心


			综述：上海老百姓谈西部开发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3月2日 11:27 上海青年报　　我的青春在西部　　透过长途电话特有的嘈杂和回声，束金翠用不太熟练的上海话和记者谈起了已经很遥远的年轻时代。　　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时候，束金翠24岁，在此之前，上海人传说，从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生将来都是“屁股后面冒烟”的。　　然而，就是在他们毕业的那一年，全国都在提倡“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束金翠和她的同学毕业前夕都写了决心书，要求学校把他们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电影上，她了解到，贵州是一个苗族和侗族聚集的地区，那里的人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芦笙恋歌》中的美丽画面吸引了她和她的同学。　　但是，火车开了两天一夜，车上看到的除了山还是山，束金翠和她的同学们才开始意识到这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电影里那样的。　　他们被安排在当地还算高级的红旗饭店，第一次看见路上除了人和车之外，还有猪、狗、马。束金翠和几个同学在一个叫凯里的小镇上工作。　　她是笑着对记者回忆这些往事的，她觉得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觉得既有苦也有甜。特别是在贵州有她的初恋和最心爱的人。　　当年长得挺好看，亭亭玉立的束金翠竟“一意孤行”地嫁给了一个苗族人，虽然他长得还不错，也会说汉语，但是，她的举动还是出乎同来的上海同学们的意料。束金翠一心觉得他人老实，人品好，况且，已下定决心要一辈子在贵州呆着，有个家在，也有些照应。　　她在贵州结婚，生子。两个儿子一个考取了中山大学，毕业后在白云机场工作，一个在当地的中医药大学念书，将成为一名医生。家庭的和睦幸福让她的不少同学和同事羡慕。　　至今，束金翠偶尔回到故乡上海的时候，还是觉得，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她爱那里的人，那里的山和水，也爱那里的孩子。在任教的学校里，束金翠用轻松的学习来代替沉重的复习题。她带着学生到操场上上课，到郊外学习，把枯燥的英语教学变得轻松易懂，还在游戏中纠正了不少苗族孩子的发音问题。为了沟通方便，她还自学了苗语，和一些顽皮的孩子拉近了关系。家长们都觉得，这个上海老师还真不简单。　　在束金翠几十年的教学中，考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重点院校的学生不计其数，出国留学的也不少，就连现在黔东南州州长也是她的学生。很多人毕业多年以后，还是想着要回来看看自己当年的启蒙老师，有的话，家里人可以不告诉，但一定要远远地跑到束老师这里倾诉一番。　　现在，年近退休的束金翠至今还是学校的“香饽饽”，校长希望她能留下来继续教书，家长就更希望孩子能进束老师的班，每年都有人打听束老师今年在哪个班，然后就想尽办法“开后门”进来。他们觉得，进了这个班，不仅成绩好，孩子也会奇迹般的变得听话懂事。　　在贵州渡过了大半辈子，淳朴的贵州人民也给了束金翠最高荣誉。现在，她不仅是省级特级教师，还是全国特级教师，英语园丁奖的获得者，今年贵州省将要评出的全省十佳妇女也有可能包括束老师。　　在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束老师告诉记者，前几年她有几个机会回上海工作，可是由于舍不得正在带的班级和学生，她到了上海又回来了。那个时候想回上海，是想和家里人团聚，但是，现在好了，束金翠不仅自己留在了贵州，还把她插队落户在全国各地的弟弟妹妹都调到了贵州，弟弟还在贵州解决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呢。她说，将来，她在上海的其他家人可要到贵州来团聚了。记者赵晶　　说起西部建设就有一股冲动　　当听到党中央要加大、加快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时，五十几岁的胡波平心里又动了动：“我可不可以再去一次？”因为，他觉得：30年前，他在为那片黄土地贡献青春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　　当时他20岁，是上海铸字机械厂的电工，他在这个厂子里已干了3年。当他得知工厂将搬迁西北时，尽管他的母亲不同意，但他的心里早就暗下了决心，要跟工厂一起走。　　1970年6月，胡波平作为先遣队员第一批到达了陕西咸阳。在一片荒地上，他和同事开始了创业。　　一年后，工厂开始生产，但几十台进口机床却让全厂上上下下犯愁了，没人能开动它们，连省建筑安装公司的专家也拿它们没办法。这激起了胡波平的极大兴趣，他向厂长主动请缨，“给我两周时间，让我试试吧。于是，厂里给他一间单独的房间和一堆技术图纸，让他去琢磨。对一个技校生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些从意大利、苏联、捷克、波兰等国进口的机床都只有外文图纸，他就请西安交大的学生翻译成中文，由于翻译的人不懂专业，有些术语的翻译还不准确。就靠着这些残缺不全的资料，胡波平忙开了，没有休息天。有时人家半夜起来方便时，还可以看见他的小屋里亮着灯。即使在半夜，一有心得，他也会跑到车间去。　　有一天，他极有信心地找到省建安装公司总工程师，谈了自己的想法，这让对方很震惊，这样的年龄、这样的学历，不容易。为了保证成功，他先做模拟实验，将所有的电机都换成灯泡。成功的那一刻，胡波平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　　第一台、第二台，厂里的几十台进口机床都被他调教好了。要知道，开机床在当时可是高技术含量的活，万一搞坏了机床，受处分是肯定的，弄不好还要坐牢。　　不过从此，厂里对这个家庭出身并不好的技校生就开始另眼相看了，这也奠定了他在厂里的技术地位，也没有人说他 走白专道路了。　　铸字机械厂为印刷厂提供生产设备，咸阳铸字机械厂是西部地区的第一家同类型企业，它的投产为西部地区印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给他的另一个启示就是：任何东西不懂都不要怕，只要肯学，只要掌握了学习的方法。这点让他后来受用不尽。　　70年代，彩报印刷还很稀罕的时候，他参与开发研制了一台彩色印报机，他负责电气部分。也在70年代，陕西省搞泰山50拖拉机时，他又被抽调过去负责其中的动力设计。当然，让他骄傲的还有80年代初研制出的自动铸字机，还获得了省科技成果奖。1984年在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上，这台机器与来自德国、瑞士等国的机械同台展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参观展览时，他还与李鹏握过手。　　1985年，人到中年的胡波平带着妻子女儿离开奋斗了16年的黄土高坡，到了离家乡近一点的江苏南通，199 7年回到上海。但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奋斗的岁月，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人身价值最初是在那块土地上实现的。所以，一说起西部，就能激发他一种莫名的冲动。记者杨波　　少小离家老大回　　1965年5月，从西行的列车上往外看，山上没有树木，一片荒凉。30岁的上海青年车承统没有多去想这些，他只有一个念头：让工厂尽早搬迁、尽早投产。　　之所以对西北的艰苦生活没有什么担忧，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从上海大都市到东北的12年生活经历。1953年，1 8岁的车承统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东北齐齐哈尔市的机械部第二机械厂，那是国家重点企业。当时家里人都不希望他去东北，母亲的担心是，东北特别冷，鼻子要冻掉的。当然，他的鼻子并没有被冻掉。东北的12年里，他从工人做到了厂里工艺科副科长。　　就象18岁那年没有想到在东北一呆就是12年一样，30岁的车承统也没有想到此去西北一干就是24年！刚去时，他是厂里技术科副科长，离开时他已是省委组织部部长。　　在1965年支援大三线建设的热潮中，车承统所在的工厂部分搬迁到青海西宁郊区。那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好设备，建设大三线。车承统年轻、懂技术，搬迁的产品正好又是他主管的，还是党员，从东北转战西北，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作为创建青海第一机床厂的先遣部队到达西宁后，车承统和他的同事就忙着安装设备，准备试生产了。70年代初，小平复出后，厂里抓整顿，他成了全厂的技术负责人。　　新厂的设备条件好，如果只生产老产品，长远看企业没什么前途，当时车承统就一直逐磨着开发新产品。那年厂里从国外引进了一台样机，又正好分来了一批大学生，车承统就带着年轻人干开了。后来，他们自己研制出了一台具有领先水平的万能工具铣。在工厂的那段日子里，车承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间里度过的。为了一个新产品，他和同事们常常会在车间里熬通宵。那时，他把孩子放在上海，宿舍就在厂区里，也没什么牵挂。他主持开发的数控机床，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就这样，他一步步从技术科副科长，到了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1985年他离开干了 20年的工厂时，那个2000多人的工厂进入了全盛时期。　　随后，他出任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直到1989年回到上海。1953年，他告别家乡时还是个18岁的青涩少年，1989年，他回到故土时，已年过半百，鬓毛渐衰：他把所有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祖国的边疆。“我欣慰，我问心无愧。在人民大厦5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现任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车承统这样评价他的青春岁月。记者杨波　　心里想的只有支援边疆　　支克正和钱海如四十年的婚龄当中，有二十多年是相伴在甘肃莽莽的黄土地上度过。　　1956年，两个上海的年轻人即将高中毕业，当时全国上下正掀起一股“支援大后方”的热潮，于是，两个热血青年毫不犹疑地把兰州大学作为了第一志愿。尽管，当时迎接两位未来化学专家的是漫天的飞沙浮土，以及当地对上海来的大学生最优厚的待遇：白面馒头，但这些都没有阻挡他们意气风发地把青春献给了西部建设。　　回响起当年的冲天干劲，两人现在都感到有些自豪不已。1958年，还在兰州大学念书的支克正和同学们一起去“ 大炼钢铁一百天”。一百天里，拉风箱、烧矿砂，每天干到子夜一、二点钟，倒头就睡；凌晨四点一声哨响，大家不管多困也得起身。一百天里，爱干净的上海人都没顾得上洗一把脸；上海大学生在炎热的炼钢车间里落下的满头大汗，其实是饿着肚子干活的虚汗；上海人细嫩的手在干燥、高温的空气和冲洗矿砂的水里反复地裂开口子，没有愈合过。钱海如的活“轻”点，她负责上山背矿石。半人高的背篓装满石头是什么分量？钱海如背着它下山、过河。　　把矿石运到了地方，她已经连卸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学的学习在三年自然灾的饥饿中结束。支克正学的是现代物理和放射化学，留校任教同时作科研工作；钱海如学有机化学，进入科研所研究高性能炸药。甘肃矿产资源丰富，但缺乏发展工业的科技含量，支克正、钱海如夫妇等一大批上海科技人才的到来正是为了向当地工业提供技术支持。钱海如的研究成果，直接提供给甘肃某厂投入生产；而支克正任教其间，为兰大教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例如一名学生，后来成为国家“浓缩铀”生产的负责人。　　在兰州度过四分之一世纪后，支克正在1981年回到了上海；两年后，钱海如也回了故乡。如今，夫妇俩是上海环科院的专家，支先生更是享受着国务院津贴。说起当年，他们在感慨条件确实恶劣的同时，并没有丝毫怨言。实习记者穆怡华　　上海与西部地区的紧密合作　　50年来，上海与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　　建国后30年---主要是支援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　　这一时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作为全国的工业基地，对西部的贡献主要是出产品、出资金、出技术、出人才。上海与西部的经济联系是国家统一计划下的协作关系。　　据统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调往各地的工业品总值41.6亿元。1953-1956年间，有21万上海职工支援各地建设，通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工业品总值190亿元。“二五期间，有40万职工支援内地建设，为各地培训技术工人18万多人次。“三五期间，上海除在人力、物力、技术方面继续支援内地外，还有计划地搬迁一部分工厂到内地。到1971年，全市支援“三线建设和建设后方基地共搬迁300余个项目，涉及冶金、机电、仪表、化工、纺织、轻工系统400余家工厂，支援各地10万余职工和4万台机电设备。支内搬迁促进了所在地区经济发展和新兴工业迅速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主要与西部地区开展经济交流与合作　　80年代，主要是与西部地区进行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这一时期，市政府相继制定有关政策，在西部地区投资建设原材料基地，并建立了一批联营企业。　　90年代以来，上海加大了与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合作。一是密切政府往来，建立办事处。二是建立市外基地，扩大销地生产。上海企业在西部地区合作项目达400多个，上海方投资20多亿元。三是组织经经贸活动，拓展西部市场。四是做好对口支援，按中央要求，上海对口支援云南、重庆（三峡库区）、西藏、新疆等地。记者杨波整理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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