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5月1日《进口药品管理办法》颁布执行以来，我国就从未审批同意进口高丽参在国内市场销售。2000年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又下达了《关于继续查处违法进口高丽参的紧急通知》，指示有关部门应立即对市场上销售的“高丽参”组织查处，严厉打击走私进口中药材。

　　然而，在利益驱使下，大量冒牌“高丽参”仍出现在不少大中城市的市场上。于是，一批专业打假人员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打参”战役。但一年下来，各路人马的打假之路却走得不尽相同。最近，一支打假“小分队”就在杭城受阻……

　　最早发现“高丽参”有问题的是重庆知名打假人员叶光，早在1999年8月，他到长春办事，发现当地几乎到处都有标识着“大韩民国药草人参公社出品”的“高丽参”出售，但外包装上却没有进口药材的批准文号。而且，同一种类、同一规格的“高丽参”价格差异很大，“职业”的敏感使叶光立即意识到这其中必定有鬼。

　　回到重庆后，他找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进口药品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确定凡是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进口“高丽参”都该“打”。叶光心里踏实了。当月，他在重庆打击假“高丽参”获得成功。

　　今年5月至7月份，叶光“转战”昆明、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呼和浩特、武汉、广州等九个省会城市打假，结果一路告捷。没有一个商家不接受退货，不少商家还给了双倍的赔偿。8月，他又“打”入北京，至8月底，4家著名的商场和药店先后“栽”在他手里。

　　与大获全胜的叶光比较起来，专业打假人张磊、童宗安则不那么幸运。

　　今年9月2日，浙江专职打假人士童宗安在宁波的一家商场里发现了可疑的迹象：一种朝鲜进口高丽参，外包装上的产地“开城”被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另一种精美的字体写的“阳德”两个字。

　　童宗安问营业员：“如果你们的货是真的，把产地盖掉干什么？”这位营业员听了这话后，马上把东西收了起来，很快，所有的货都从柜台上撤了下来。

　　凭着多年的打假经验，童宗安立即上网查询有关资料，很快便查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份关键文件，接着他又到各个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了查询。并开始联系打假的伙伴———武汉的张磊。

　　9月3日，张磊乘飞机来到杭州，他们一行几人来到杭州某购物中心地下超市的保健品柜台，发现从八九百元到五千多元价格不等的进口高丽参放了满满一大排。两位售货员小姐对商品进行了竭力推荐，张磊最后决定买一盒5721元和两盒4800多元的标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产的高丽参。

　　开小票的时候，售货员只写了高丽参，而张磊则要求她写清楚是什么地方进口的高丽参。这位售货员小姐只得作废了一张小票，重新再写，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没按照张先生的要求写，只好又作废了一张小票，重新写。一张小票开了近十分钟。

　　这时，另外一位售货员小姐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匆匆跑开了。开票的小姐开完票后，把所有的货物都拿进了柜台。

　　张磊等人来到收银台，很顺利地刷卡交了钱，并开好了发票。另外一张小票因为要用现金付款，所以慢了一点，正在准备收第二笔款点现金的时候，刚才跑开的那位售货员匆匆跑到了收银台，对收银员说：“不卖了，不卖了。”这句话把收银员也搞糊涂了。

　　张磊等人问：“为什么不卖？”这位售货员开始说价格弄错了，后来又说具体为什么，她不知道，待会儿经理会来解释的。张磊注意到附近有人正在向他们拍照，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不一会儿，一位女负责人手里拿了5000多块钱追着要还给张磊。她的解释是：高丽参的价格弄错了。张问：“刚才我们挑了半天你们不说，为什么要等到我们付完钱了才说？”

　　负责人说，因为他们刚刚接到了厂家的电话，说是价格没定好，叫他们不要卖。张磊当场表示愿意按照实际的价格付钱，但直到找到超市经理，张磊等人还是没有拿到货。

　　张磊在杭州某地下超市买高丽参的同时，同行的其他人员也在另一家食品公司买高丽参。他们买的11盒高丽参中大部分没有标明进口日期和生产日期，只有一种韩国产的高丽参标明了封装日期，是1999年10月1日。

　　张磊告诉记者，在另一家，童宗安等人买完货后，售货员很爽快地在发票上写了“朝鲜进口”的字样。这时，他们要求看一看进口批文和注册证，但商家却说，消费者没有权利看。

　　童宗安说，根据他了解的有关法律法规常识，自从药品进口划归国家药品管理局审批后，已经有文件规定，进口高丽参应该在外包装上印出国家药品管理局的注册证，而他们买的高丽参的外包装上并没有印，今年是明明白白消费年，消费者要求看一下这种证明当然是合理要求。他说，由此可以看出，这批高丽参肯定有问题。

　　对于在杭州某地下超市的遭遇，张磊说，撇开打假不说，在这件事情中，商家还犯了一个大错，因为小票已经开了，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关系已经确立了，超市没有理由不交货，就是不因为假货赔钱，也应该因为毁约而赔钱。

　　更令他气愤的是，在杭州某地下超市，开始超市方面退他们钱他们没有收，但前两天，当他准备放弃，接受退款的时候，超市的经理竟然说没有现钱退了，要拿钱得等到10天后，他们会把钱汇到他武汉的帐户上，张磊认为这样无故占用他的资金，也应该赔偿。

　　记者在张磊的录像带上看到，超市的一位经理在确认了他们是专业打假人员后，明确说过：“你的钱，我们先替你保管。”

　　因为货没有卖出，杭州某地下超市当然不肯按假货对那盒高丽参进行赔偿。另一家超市也是拒不赔偿。目前童宗安和张磊已经将此事委托给律师处理。

　　一直为童宗安代理打假官司的浙江天施律师事务所的施缙律师说，从以往代理案件看，在杭州索赔还是比较顺利的，到现在为止，他代理的打假者赔偿案件中，还没有真正上法庭宣判的，一般是诉状送上去以后，商家都会找上门来，很快就协商解决了。虽然目前商家不肯赔，但如果提起诉讼的话，肯定很快就会赔。童宗安认为，其实商家还是不够聪明，如果通过打官司来解决的话，他们赔得钱肯定更多，因为他们还要付律师费。

　　尽管打假者还没有获得法律认可的成功，但被索赔商家柜台里的高丽参几乎在第二天，都同时消失了。

　　记者问他杭州还有没有发现其他商店在卖高丽参，他说目前还不能透露，怕打草惊蛇。

　　在采访中，张磊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国家药品管理局的文件。根据这份《关于继续查处违法进口高丽参的紧急通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从没审批同意进口“高丽参”在国内市场销售，同时责成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查处违法进口的标识为“大韩民国药草人参公社”生产的一种高丽参。

　　由于张磊出示的这份文件是互联网上下载的，9月7日下午，记者通过电话和国家药品管理局取得了联系，记者将这份文件念给他们听，没等念完，该局市场监督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你不用念了，这份文件是我们发的，没错。我们局至今从来没有审批过进口高丽参。”

　　记者问：“这是不是说，现在市场上如果有进口的高丽参卖，不是走私产品，就一定是假冒伪劣产品？”

　　“是的。”

　　那么，市场上这么多的“进口高丽参”又是怎样来的呢？

　　据童宗安介绍，一位在杭州搞了很多年人参买卖的朋友私下里帮他看过他买下的“进口高丽参”，另一位原先在省药监所工作的朋友也帮他们看过这些人参，他们说这些装在高丽参盒子里的人参其实就是普通的东北红参，这些红参的市场价最多只有高丽参的1／5。有的冒牌高丽参，连人参专家都说不上是什么东西做的，总之是不值钱的。而叶光去年8月也曾在重庆请老药工对他买的“高丽参”进行鉴定，结果也被认定为是东北红参假冒。

　　从各地商家挨打后的举动来看，大多数商家是知道国家有关禁止进口和销售高丽参的规定的，因而也肯定知道手中的“进口高丽参”来路不正。但他们为什么还敢顶风作案呢？说到底是利益的驱动。据打假人员叶光说，他在兰州打假时，一供货商给他打电话说，你不是在我这得到1万元吗，没关系，我要在别的地方成倍地把它捞回来。

　　而张磊等人在杭州的打假遭遇也告诉人们：打假，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实习生金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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