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国的河北、河南两名恶警杜书贵、刘德周枪杀无辜百姓的案件发生后，人们看清了是特权思想的恶性膨胀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更让人们深思的是，特权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社会如何才能有效地剔除特权思想？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人士。

　　据报道公安部决定用一年半时间在民警中开展“三项教育”活动。“三项教育”，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事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

　　近日，在分析公安队伍思想状况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认为，现在有的民警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有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有的受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把手中的权力视为商品交换的筹码等。凡此种种，都是滋生队伍中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甚至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

　　本期采写本报记者／王进

　　关键是端正

　　执法观念

　　东晓钟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从公检法系统看，程度不同存在着特权思想，表现各不一样。严重的像河北的杜书贵、河南的刘德周是发展到极致的个别情况。

　　政法部门日常大量存在的特权思想，主要还是表现在“冷、硬、横、推”，服务态度、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如接待来访往往态度生硬、冷淡，解释问题不耐烦、不耐心，有时候发火、发脾气，对群众不尊重；有的执法人员对待当事人、证人，有体罚、虐待、打骂的情况，不尊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特权思想产生的原因，第一是一些人执法思想不够端正，也就是为谁执法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如果把为人民执法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装着人民群众，那么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也就好解决了。关键还是执法指导思想问题。

　　其次是如何对待权力的认识问题。执法者没有权力就无法办案。但是权力如果运用不好，违法使用权力，就会把权力变成以权谋私、逞威风的工具。

　　第三个方面也和执法者个人素质有一定的关系。一个执法人员思想道德、职业道德，文化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不高，就可能产生特权思想。文化程度高一些，思想修养好一些，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的好一点。反之，就会发生一些问题。

　　解决特权思想一个方面是要加强教育。我们院在建院之初直到八十年代末，特权思想、霸道作风相对较突出。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抓，上级也重视这个问题了。教育比较经常化，进行了端正执法指导思想的教育，人民检察官执法为人民的教育，宗旨和理想信念教育，反对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的教育等。

　　其次是加大管理力度，从严治检。对出现问题的人在教育的同时，该处理的要处理，不手软，严重的给予清退。管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光靠教育是不行的。

　　另外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下了一定的功夫。在办公室里有“您好，请坐”等文明用语，要求检察官接待当事人、接听电话时都要很客气，给群众很好的感觉。

　　再者，我们把执法等各项工作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权力没有监督就很可能导致滥用。我们建立了检务公开制度，检察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廉政监督卡制度，聘请了党风廉政监督员，向人大汇报工作等，还定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这些监督方式都促使我们防止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

　　根本是缺乏严格程序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公、检、法不同程度地都存在有特权思想，这是现实。客观地分析，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有特权思想。问题是有没有机会和条件。一个最反对特权的人，一旦有了某种机会和条件，可能会比别人更厉害地去搞特权，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有机会享受到一些特权，尽管很不是滋味，又觉得很舒服。

　　特权思想产生的根本是司法体制问题，具体表现在程序问题上。公安执法活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程序。缺乏程序，就使得权力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一定会形成特权。这也已经是一个共识。没有程序就没有游戏规则。执法时大家都是好意，多是出于公心，但没有限制，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久而久之就必然产生特权。

　　还在政法大学时，我曾经主管过一个公安培训班。这期间在沿海的一个城市发生了一起案件。一位市民看见警察在街上违法抓人，上前打抱不平，结果也被抓了起来。这位市民后来因事情难于澄清，就在闹市自焚身亡了。那些乱抓人的警察也被判了刑。消息传到培训班，很多警察找我讨一个“公道”。他们说过去他们都是那样做的，现在出了人命就判警察刑，警察没法干了。我直率地对他们说：“过去你们都那样办，就都该判刑。”其实警察大多是好的，是出于公心。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程序制度上规定不严格。

　　其次就是制约和监督机制合一的问题。程序是本身的运作问题，制约和监督是外部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近年来建立了很多监督方式，可是作用却不明显。

　　原因是监督权的确立有问题，就是监督权和决策权被合二为一了。监督机构直接参与了决策，这就产生了监督权和决策权的合一。后果一方面是决策者的权力被削弱了，更重要的是监督者参与决策，还怎么能监督呢？监督和决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在山里面又怎么能监督呢？监督权和决策权合一的问题广泛地存在着。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监督权和决策权分开。内部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放到圈外去，远离决策，通过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渠道，落实监督权。

　　我们应该从严格执法程序和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上下功夫。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思想教育上，再教育也没有超人。按照现在的状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就会产生特权思想。我对律师说，如果把你们放在那样的位置上，很可能你搞特权比别人还要厉害。

　　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程序不严，监督权和决策权合一的问题，警察的功劳还会在，而特权和过错就会大大减少。

　　要让民警有职业意识

　　李砚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办公室副主任

　　特权思想从老百姓反映的情况看，公安机关老生常谈的问题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今年开始的“110”投诉中，从我们分局的情况看，群众对民警接待态度不满意的占投诉量的比重较大。反映民警特权思想、办事拖拉、推诿的情况都有。老百姓要求公安机关转变工作作风的呼吁较强。

　　现阶段，民警收入少是事实，但目前看不是钱的问题。要在公安队伍整体树立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意识。而不能以为“我是警察我就横”。分局领导说，我们拿国家俸禄，花纳税人的钱，身为国家公务人员，做不到奉公守法，秉公执法，就不是合格的公务员。

　　民警现在没有职业压力，不存在下岗问题。所以有的民警就说，我没有成就，当个“俗人”，到时候也能晋级。公安机关也应该没有“铁饭碗”。

　　前段时间分局搞了竞争上岗，竞争警长，这就排斥了滥竽充数。现在搞“末位淘汰”、“双向选择”，公安部叫“末位调整”。今年6月起分局开始搞“形象工程”。对多次排在末尾的基层“一把手”就把他们换下来。分局领导的观点是“有为才能有位，无为就没有位置”。现在基层领导的压力是空前的，都有“如履薄冰”，“如坐针毡”的感觉。“形象工程”推出以后，从8月1日到8月15日的半个月中，分局现在还没有接到一件群众投诉。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人事机制，公安机关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也不能寄希望一招一式就能“阴转晴”。民警素质不高，抵御各种各样诱惑的能力低。过去一些民警中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不说脏话就不是好民警，把说脏话当成“魄力”。现在的大环境是全体公民的素质都提高了，民警的素质也要相应提高。现在一些老百姓来分局反映情况都是搬着各种法律来的。所以根本转变要靠提高公安队伍素质。公安机关现在都在开展素质教育，经常进行岗上培训。我们分局也在“换血”。今年招了一批大学生，研究生。

　　权力过大却无事前监督机制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博士、副教授

　　特权思想产生的原因第一是通常所说人的观念和素质问题。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不高，就容易失去自律，容易受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总以为自己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对普通百姓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把自己当成“牧羊人”。

　　第二可能与公安机关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在目前市场经济下，各种诱惑比从前多。而公安人员待遇相对较低，从事的工作又比较危险，这就难免使个别公安人员心理严重失衡。另外对公安人员的主流宣传中只注意到了公安人员艰辛、功劳，忽视了另一面。

　　第三个也是我要谈的重点是执法体制问题。我们的公安机关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警察体制不一样，是一个行政和刑事警察双重的组合体。一方面是治安保卫机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刑事侦查机构，拥有除逮捕以外的刑事侦查权力。而在现代许多的法治国家中，都是两个警察机构合并而成的。有些国家是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分离。

　　这样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我们国家的警察在进行治安管理的时候，通常可以把刑事侦查权力拿过来用。如把刑事拘留等刑事侦查的手段用于处理治安案件；而在进行刑事侦查的时候又把治安方面的权力拿过来用。如一些公安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的时候，采用如劳动教养，收容教育，行政拘留等治安处罚措施来对待犯罪嫌疑人。这两种权力都是非常巨大的。此外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公安机关对一些轻微的犯罪，或者说只是违法人员的处罚，有些甚至重于刑罚处罚，且不必经过法院审判。还有很大的罚款权等。

　　这些权力的目的是好的。公安机关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需要拥有权力。但是权力过大，措施太多，手段过于严厉。这些权力大到几乎不受外部的制约，只有公安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在一种体制的建设中，应该注意这样一个情况，内部的制约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见效，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一个机构里面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追求。问题一旦出现就会容忍，宽容。

　　现代法治社会遵循两个原则，一个叫控审分离，即追究犯罪的机构和处罚公民的机构是分离的。一个机构有权侦查犯罪，收集证据，但无权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要想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由另一个机构授权；第二个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司法机构的代表就是法院。显然，目前的做法与这两个原则不相符合。

　　再有我们目前建立的监督机制都是事后的，没有建立一个事前的监督机制。往往要等出了事后才有人来追究。这样常常导致一个简单的问题会演化为一个社会事件，政治事件。

　　所以说，拥有广泛巨大的权力，又缺乏制约机制，是导致权力膨胀，特权思想严重的根本原因。这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消除特权思想不能操之过急

　　洪道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教授

　　北京市公安局特邀警风监督员

　　特权思想的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以为是人上之人，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二是自以为是法上之人，不遵纪守法；三是自以为是管人之人，不依法办事；四是执法粗暴，乱耍威风。

　　特权思想产生的原因也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公安队伍成分比较杂，素质低；二是受极“左”流毒影响，总以专政者自居，缺乏民主自由的观念；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历史原因。因为从历史上看，警察是“老大”；第四种原因是客观上的。因为治安形势不好，警察承担的治安管理任务很重，而警察的待遇又比较低，心里就不太平衡。于是个别人员就自我找平衡。河北杜书贵和河南刘德周都是典型的案件。

　　治理特权思想，第一就是要纯洁队伍，提高素质；第二就是教育处理要相结合。尤其是对有特权思想的人现在看在处理上不能手软。过去大家都有这样一种认识，都觉得公安人员挺辛苦的，有点过错都是以教育为主，而在处理上就比较手软。现在看教育处理应该并重；第三是应该树立一种长期的观念，不能操之过急。特权思想要通过不断的深化教育，通过提高素质，逐步消除公安队伍中的特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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