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1964年12月2日出生，甘肃环县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四川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四川省管理科学学会会长、四川省中青年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十几年来，先后出版金融投资、企业管理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专著10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以及《经济学动态》、《管理世界》、《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家》、《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7项，多次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是四川省跨世纪后备学术带头人。

　　孙明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重点的重大调整，影响无疑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但现在有一种带普遍性的看法认为，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因区域差别发展政策本身缺乏公平，西部地区希望获得比东部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余地已经很小。换言之，是认为国家对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空间是相当有限的。对此您怎么看？

　　赵昌文：首先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在我国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条件下，还有无可能实施区域差别政策。就实质而言，区域差别政策是一个国家立足于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通过政府所制定的旨在实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互不相容。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普遍实施过或正在实行着区域差别政策，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说到底，平等的市场竞争的核心在于竞争起点必须公平。20年前，国家在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并非是政府直接投资办项目，而是通过创造优惠的政策条件，依靠市场机制吸引社会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今天的体制环境固然与改革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府的基本职能。而且，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有条件实施区域差别发展政策。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固然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影响更不能低估。况且，在已经存在着巨大差距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支持，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产业将很难获得平等参与竞争的基本条件，进而无法在与东部和国外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孙明泉：就我所知，西部地区的很多人只看到国家有什么项目投资西部，只想着要投资，而对当地的人才引进政策、资源开发政策、科技创新政策、地区开放政策都研究不够，没有提到战略高度。这是不是忽视了政策空间的拓展潜力？

　　赵昌文：对政策突破重要性的忽视甚至漠视，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把西部开发简单化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其逻辑关系是，西部开发就是国家投资，抓机遇就等同于抓项目，争资金，于是各地项目热陡然高涨。有的地方一个县的产业项目就可以报出几十亿之巨的投资盘子，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投资回报基本被忽略不计。这种以千方百计向国家争取项目和资金为基本导向的西部开发方式，极有可能完整地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诸多弊端，最终不仅使西部大开发达不到最初设计的效果，而且可能把西部开发引入歧途。

　　孙明泉：西部开发究竟是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增长为主，还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富民为主，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多是追求数量型扩张。不知你对此作何评论？

　　赵昌文：西部地区许多地方政府追求数量扩张的强烈冲动，从本质上产生于希望通过扩大规模增强地方财政实力的现实需要。也就是说，在首先是富政府还是富民的比较中，多数地方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富政府。由于长期财政拮据，庞大的政府机构运转困难，更缺乏基本的投资能力，地方政府的这种选择似在情理之中。但从根本上看，试图首先富政府的发展选择十分短视，而且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显著优化，没有在此基础上经济效率的稳步提高，没有城乡居民收入状况的较大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状况的增长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支撑。

　　孙明泉：你的意思是说要富民第一，如果是把富民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发展思路上应作何调整？

　　赵昌文：应当明确，以人为本，以富民为主，是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坚持的基本点。为此，从西部的现实出发，具体的政策选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显著提升其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其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支撑功能；二是大力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小型科技企业，使其成为带动科技创新的主体，并以此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产业升级；三是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开辟更大的就业空间，实现资源开发与就业增长的双重目标；四是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在抓好教育产业的同时，尤其要花大力气进行在岗劳动者特别是核心劳动者的多样化培训，提高其生产技术和科技素质，为把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创造必要的人才基础。

　　孙明泉：西部大开发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是要充分开发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告别了短缺经济并且出现了相对过剩。在此背景下，还能继续强调在西部地区发展资源导向型经济吗？

　　赵昌文：西部地区具有优势的资源大多是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的自然资源，西部地区过去的一些产业也基本上是围绕其自然资源优势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产业有相当一些目前已经陷入困境之中，它们本身还存在着一个改造和结构调整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以资源导向型战略开发西部，其后果只能是再重复建设一些市场需求已经饱和或者至少市场潜力不大的产业。比如西部地区现在许多煤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西部地区的水资源是很丰富的，但一些在建的水电站也将面临着电卖给谁的问题，因为过去实行的各地区电力自求平衡的政策使得许多地区兴建了电厂，尽管它的成本远比西部地区的高。所以，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既要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新的特色经济，更要注重通过政策环境的创造和制度创新使原有的资源导向型产业和企业焕发活力，注重市场导向型战略，注重科技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

　　孙明泉：在这种大背景下，你如何看待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能力和产业发展空间？

　　赵昌文：从本质上讲，产业发展能力应该包括产业生存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及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三个主要方面。产业生存能力包括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增长能力和资源潜力；产业创新能力包括市场竞争力、技术创新力、资本支持力；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包括需求拉动力和供给推动力。一个繁荣的西部必然是有着发达的主导产业和强大的核心企业的西部，必然是地区内产业可以顺利进行优势转换和地区之间产业协调发展的西部，必然是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西部。本报记者孙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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