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轰动一时的《我认识的日本鬼子》一书出版后，方军的工作和生活就和“抗日战争”、“鬼子”等字眼无法分离了。

　　1998年，方军进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

　　2000年5月的一天，方军起草了“想在卢沟桥立碑的报告”，提出在卢沟桥西头的桥碑上覆盖一张650毫米×420毫米的不锈钢照片，作为“醒目的抗日标记”，以“教育21世纪的中日青年”，特别是让总是说“没有侵华”的日本右翼，看了照片后知道事实真相。

　　据了解，每年到卢沟桥参观的游客中，学生占相当比例，其中不少是日本学生。在《我认识的鬼子兵》里，方军说：“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也许是为了将“外貌”看得真切之故，回国不久，他在昔日的战地采访时，收集了4样东西：一只炮弹壳、一只钢盔、一个饭盒和一把军刀。

　　这4样东西，他经常带着，作报告的时候带着上台；在北京的时候，它们就装在他那辆富康车的后备箱里，每天带着它们从北京东北角一个叫大山子的地方出发，开车到西南角的抗战馆上班。但更多的时候，他是用在日本边打工边上学逼出来的节奏，份内份外忙着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情，如采访抗日将士和受害民众等历史见证人。

　　在抗战馆的门前，方军从刀鞘里取出那把依旧锋利、刺目地闪着寒光的军刀，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老觉得，当年鬼子就是用这把刀割下了我叔叔的舌头和生殖器。”

　　方军的父辈弟兄3人，在国家危亡关头，都参加了八路军。

　　他们的家乡在河北省满城县，1942年，日本鬼子在晋察冀进行大扫荡时，实行“三光”政策，大好河山惨遭蹂躏方军的一个叔叔把青春的生命留在了抗击日寇的战场上，另一个叔叔是共产党的区长，不幸被捕之后，被日本鬼子割下舌头和生殖器后，残忍杀害。

　　这是一个家族的伤痛，更是一个民族的伤痛，它刻在民众心里，也刻在方军心里。

　　怀揣着这份似乎被历史尘埃掩埋着的痛，方军来到日本，并且结识了老鬼子小林勇。

　　他刚到日本时，一边在一所学校读书，一边在附近一个生产电冰箱零配件的车间打工。车间里的工人只有2名，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小林勇。一天夜间，他们俩在一个小酒馆喝酒时，小林勇以过来人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战争观：“在侵华战争的日日夜夜，我们作为普通军士，杀人不行，不杀人也不行。”他在长叹了一声“罪恶呀”之后说：“战争是普通人在杀普通人呀”

　　方军应小林勇之邀来到他家。在这里，他看到了小林勇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影集。

　　小林勇把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的所有大战役的照片都收集起来，按时序编排好，并加上了详细的说明文字。

　　看完照片，方军心里充满了郁闷。然而，老鬼子家墙上的一幅照片更让他惊心。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一身戎装，手里握着一支三八枪。小林勇说这是他1938年战死在中国台儿庄的亲弟弟。

　　方军被一种愤怒激动着，一个悲壮地倒在了战场上的年轻身影，一个被鬼子砍杀得血肉模糊的躯体接连浮现在眼前，他知道那是他的两个叔叔被日本人屠杀

　　就在这个时候，小林勇“咚”地一声跪在了他面前。

　　面对长跪在地的老鬼子，望着他那流泻着忏悔与自责的目光，方军的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他迟迟没说“你起来吧”---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也是在这个晚上，老鬼子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在北京的方军的父亲道了歉，并得到了谅解。

　　今天，老鬼子小林勇已经到了天国世界。临死前，他留下嘱托，说如果方先生愿意，自己那些影集就送给他。

　　方军接受了这份特殊的赠予。在这些记录着历次日军侵华战争的历史罪证里，方军找到了“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卢沟桥的照片并制成钢板照片，作为镶嵌在卢沟桥上的“警示碑”。照片里大队日军正举着太阳旗、扛着枪通过卢沟桥

　　让方军引以为自豪的八路军老爹，真诚地原谅了一个忏悔着的鬼子兵，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能原谅那场对他而言可谓国破家亡的战争的发动者呢我想透过方军这个“窗口”来观看一下，在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中国和日本的三代人分别怎样看待那场战争。于是，在采访方军之后，我萌生了采访他78岁的老父亲和17岁的儿子的念头。这一家三代不正好代表中国的三代人吗至于日本那边，小林勇可以代表参加过战争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我想让同胞看看12万右翼的真面目，第三代就选个日本学生。

　　可是，方军的父亲得了肝癌，我采访他老人家的愿望只能暂时搁置。

　　但是，对他们那代人的感情我并不陌生。我的父辈与方军的父辈有惊人相似的经历。我的家乡曾是八路军总部，日本鬼子曾多次扫荡，父辈也是弟兄3人，也都参加革命打过鬼子，我的一个伯父也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从10多年前，我就开始采访与侵华战争有关的人和事，深知有这样经历的家庭在中国不知有多少；也知道，我们的父辈可以令日本政府官员汗颜的宽宏大量原谅真诚忏悔的日本老兵，但绝对不能原谅开动了这架战争杀人机器，碾死我3800万同胞的生命，但连一句真诚的忏悔都没有的日本当权者

　　方军说，在日本有一批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右翼”，这些人大约12万，分别组成了840个团体，经常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上窜下跳。像否定南京大屠杀、支持乔本光治告东史郎、强行登上钓渔岛等让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的事情全是他们干的。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帮助中国建设论”和“中国威胁论”，前者是说当年日本军队大举登陆中国，不是侵略，而是帮助中国人搞建设来了；后者说中国现在军费开支很大，已经对日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前者不屑辩驳，单说后者，中国现在每年的军费开支只有日本的1／10；日本海军的军费开支位居全球第二，而中国连前10名都排不到---谁是真正的威胁不言而喻。

　　方军说，最可怕的是“右翼”不断地重复这种论调，把他们的观点通过传媒灌输给日本的年轻人，仿佛谎言重复100遍就变成真的了。

　　“右翼”分子大都出生在战后，说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日本的“第二代”也不为过。方军是中国的第二代，战后日军遗留下的无数罪证让这代人依然能够“看到”战争。他立碑，既是要留下历史真实，更在于向日本的第二代发出抗议：抗议他们这些没有亲历战争却“跳着脚”否认战争的人

　　战争就在我们那曾被烧毁至今仍存有废墟的家园里、就在父辈的墓碑上、就在劳工的累累白骨中、就在“慰安妇”撕心裂肺的哭声里。作为中国的第二代，我们当然能透过这一切看清日本侵华战争那“黑压压的外貌”但是，我们的第三代呢我问方军，爷爷是老八路，爸爸曾呕心沥血写战争，他的儿子对战争的了解与关注是不是比同龄人多一些方军摇着头如实告诉我：“战争离他们太远了。”

　　令方军担心的是，日本“右翼”那么嚣张，战争的可能性并未消除。因而，他希望两国的第三代能了解那场战争，进而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

　　然而，在日本，第三代人对战争的了解几近空白。他在书中写的“无知的日本姑娘”就是代表。姑娘告诉他：“我们的高中历史、地理教科书中有一点这方面指侵华战争的记载，但很简略，文字不过200字。没有你说的‘侵略’字眼，有‘进出’这两个字。你说的‘南京大屠杀’在我们教科书中叫‘南京事件’。”后来，姑娘想了解731细菌部队、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就去图书馆找书。这些书图书馆里都有，“不过都是持各种观点的日本人写成的，有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使她莫衷一是，迷惑不解。”

　　这就是日本上一代人为第三代营造出的环境其实，让方军目瞪口呆的岂止在日本。回国后，他曾被不少大学请去作报告。一次，在北京某大学，报告刚作了5分钟，台下的学生就骚动起来---原来，他们急着要去参加一场舞会；在另一所大学，学生给他递上100多张条子，他数了数，其中居然有18张持“日本帮中国搞建设”的观点

　　方军心里因此有种说不出的痛。后来，他将这种痛苦凝结为一篇文---《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我不认识的大学生》。

　　方军知道，每个中国公民，只要了解这段历史，就会义愤填膺，就会沉浸在回忆的痛苦中，绝不容忍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如今，他又从旧的痛苦里解脱出来，在做新的事情。文／李秀平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