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决定，将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决定，由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时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和华北军区参 谋长唐延杰分别任指挥所正副主任。

　　为了圆满完成开国大典阅兵式这一从未有过的盛大仪礼，杨成武不仅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资料，还四方求教。刘伯承 司令员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情况。他的体会是：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陈毅司 令员则为杨成武打气：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

　　阅兵地点安排在何处，指挥所曾拿出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天安门举行，第二套方案是在西苑机场举行。权衡比 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 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毛泽东、朱德虽然没有画圈，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阅兵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前。

　　带弹受阅绝无仅有

　　10月1日下午4时35分，阅兵式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年轻的人民空军受阅战机编队出现在天安门上空。飞在最前 面的9架P-51型战斗机在飞越天安门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壁外侧飞行，正好接上第六分队，第二次飞越天安门 上空，给人的感觉是前后都有9架P-51型战斗机，而整个飞行队也由17架变为26架。这是飞行队为显示军威和实力而 精心设计的一个计划。

　　在开国大典那天，很多在场的外国记者见状发出电讯，惊叹中共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

　　另一个令人瞠目的事实是，在当时受阅飞机当中，有4架P-51型战斗机竟然全副武装，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 史上没有先例，也是绝对禁止的。事隔多年，任当时飞行队领队的邢海帆道出个中缘由：“开国大典是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 特殊情况下举行的，敌情十分复杂，如果敌机来袭，我们再落地装弹，那就晚了。”

　　钟灵与毛主席的“字”缘

　　回想起开国大典时的盛况，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主任钟灵感触颇深。不仅是因为他是政协会徽和我国国徽的设计 人之一，并参与设计、布置了开国大典的会场，还因为他与主席的一次“字”缘。

　　开国大典当天，钟灵正在忙着布置大典的休息厅，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急匆匆找到他，说是毛主席开会时要佩戴的红 缎条找不到了，让他想想办法。当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已所剩无几。钟灵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飞速回到中南海瀛台的工作室 ，找出一个红缎条，用胶水写上“主席”二字，再撒上金粉，飞快赶到天安门交给叶子龙。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正缓 步向天安门走来。叶子龙立即把红缎条别在毛主席胸前。在开国大典纪录片中，毛主席上天安门时旁边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小 伙子匆匆跑过，那就是正给叶子龙递红缎条的钟灵。所有出席开国大典的中央首长佩戴的红缎条都是烫金印制的，只有毛主席 胸前红缎条上的“主席”二字是手写的。

　　头戴八角帽的主席像

　　1949年9月30日晚，一幅高6．4米、宽5米的毛主席画像被高高悬挂在天安门正中门洞上方。这是世界上最 大的肖像画。这第一幅“天安门主席像”的作者是湖南画家周令钊。工人们为这幅巨像在天安门城楼东侧搭了三层脚手架，把 画布架起来。一位搞古建筑的油漆师傅帮周令钊和他的助手打底子。每天周令钊都要爬到高架上去画，还要爬下来仔细端详， 非常辛苦。9月30日午夜时分，周令钊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中央领导同志建议改动。周令钊立即赶到天安门，取像已 经来不及，只好在城楼上用三个木梯子接在一起，周围用几个探照灯对着画像。周令钊爬上梯子，手里拿着笔、油桶、调色板 、照片。梯子很窄，他只好改一点，下梯子换个地方，再上去修改。紧张的修改工作于10月1日天亮前完成，几个小时后， 开国大典如期举行，周令钊这时才长出一口气。

　　信号弹绽开新中国第一支礼花

　　开国大典的最后一项活动就是放礼花。这是苏联顾问建议的，欲给开国大典锦上添花。任务由华北军区负责。经过观 看苏联十月革命阅兵的纪录片，人们才知道放礼花原来就是打信号弹。大家都建议，施放礼花的点不能太分散，一分散，一个 一个小火球就开不成满天的花了。跑遍京城，最后张桂文等人选定了中山公园和太庙（后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两个地点，以 此作为礼花花心，围绕天安门广场的四个制高点也作为施放点，正好可作为花瓣。施放礼花的小分队定为40个人一组，站队 时站成双层圆圈，全部背朝圆心脸朝外，这样发射出的信号弹可形成复瓣，更像花的形状。6朵色彩绚烂的礼花在天安门上空 升腾、绽放，欢呼声在群众游行队伍中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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