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高中时，听了一次关于天文知识的科普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促使我考上了南京大学的数学天文系。1 958年暑期，易照华老师指导专修天体力学的两位同学，根据光学观测的资料计算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 征得老师的同意，我也一起参加。当时只有手摇计算器和8位对数表，算一圈轨道得摇上一个星期。没想到，这年冬天学校派 我和另一名同学到北京天文台参加火箭探测仪器的研制。随后转到了为开展我国卫星工作而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581组。临 毕业，581组派人“干预”了系里的分配方案。我这一生就这样“不自觉地”和太空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年月，太空科技对谁都是个新事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只是狭小圈子里的事。没有中文书刊可查，少量 的外文资料也难觅实质内容。国际上正对我国封锁，国内由于保密又限制了交流。唯一的办法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摸 索，从零开始。要研制一台太空探测器，就像要吃馒头得从开荒种麦做起一样。然而即使在困难时期每人每月2两肉半斤油的 条件下，很多人浮肿，工作却未耽误。探空火箭照样上天，卫星预研如期推进。581组成立时，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 极少数的老专家加上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二是从部队转业的雷达兵；三是广播事业局从农村抽调回来的下放技术人员。 十分宝贵的是大家锲而不舍的精神。如1960年元旦期间，不少人连干了三天两夜，站着都想睡。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 和领导的坚定决心，在关键的时刻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在651任务正式上马、651设计院成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对 几百项元部件、材料和设备研制的及时布局，在我国太空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要论证采用当时最 新的多卜勒卫星跟踪技术的可行性时，在赵九章、关肇直先生的安排下，集中了国内最强的力量，使用了我国刚研制成功的第 一台半导体大型计算机——119机，进行了3个多月的模拟定轨计算，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使得我国在此领域一开始就与世 界新潮同步发展。

　　成立后第一任院长钱学森先生平时就住在二楼。记得1968年春的一个晚上，他把我从5楼叫下去，询问东方 红1号上天后的目视亮度，仔细了解、比较两种计算结果。这一期间，还根据钱先生的意见，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实验室测量， 论证直接收听东方红乐音的可能性。我想这是在毛主席、周总理最后圈定东方红1号方案时，钱先生亲自把关复审“听得见、 看得见”的预期效果。东方红1号发射后，圆满地实现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四大预定指标。

　　往事如烟云，但共和国太空事业开创和发展过程中的幕幕景像却永远是美丽清晰的图画。一鳞半爪难以勾画千军 万马奔腾之势，但正是无数的水滴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浪潮。

　　30年来的今天，我国已进行了54次成功的发射，把74颗卫星送上了太空。其中17颗是返回式卫星；11 颗是通信卫星；4颗是气象卫星；科学和技术试验的卫星共15颗；还有27颗是为外国和亚太地区的公司发射的。成就为世 人所肯定。

　　回首虽壮观，前瞻更辉煌。

　　近年我在中学所作的关于太空科技的科普报告中，最令人激动的一次是，100多位初中同学听了1个多小时的 报告，竟递了62个条子，提了75个问题，足显其见多识广、聪颖善思。别说青少年只知道球星、歌星和影星，天上的星星 在他们心中也有着广阔的空间。这正是祖国未来太空事业兴旺发达、不断创新之希望所在。

　　（潘厚任，作者为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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