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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乔纳森-波拉克先生来说,1999年既让他兴奋,又让他忧虑。作为兰德公司国际政策的高级顾问,一个东亚 专家,今年发生在亚洲的诸多事件,尤其是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许多事件,给了他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思考;而另一方面,中美 之间出现的这些事情,与其说是令人印象深刻,不如说不令人愉快,或者是一种倒退。 1999年9月5日,乔纳森-波拉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和政府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 ,我们却不是政府的人,我们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种立场或许可以使他站在一个比较超然的位置上,去观察世事种种, 而不必有太多的掣肘。 A 考克斯的一个无聊游戏 波拉克先生感到忧虑的第一个问题是考克斯报告。他认为这个报告可能给中美关系造成了破坏,但是,他却无法 把握破坏到底有多大,尽管从这个报告发表伊始,波拉克先生就关注它所产生的一切影响。 考克斯报告发表迄今已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波拉克先生一直认为它实际上准确地反映了 美国立法机关(即国会)和行政机关(即政府)之间的深刻分歧,也就是说,它更严格地说是一种政治斗争的产物,而非外交 政策理性思想的产物。 “在最近的20-25年时间里,美国的政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两个因素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一是越南战争,其二是水门事件。这两个事件使得美国的国会力量日益强化,国会在外交政策上的发言权也随之水涨船高- --当然,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即政府预算。”他说,“虽然美国政府对外交政策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但在实际操 作之中,它不是有权力单独做事的部门。” 现今美国对外关系的决定因素,其实并不是美国政府,而是商人。就像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位美国参议员 指出,比尔-盖茨见中国领导人的次数要远远多过于比尔-克林顿的次数。所以虽然考克斯报告的出台是政客们所策划进行和 竭力面对、解决的事件,但是背后仍然有很多其它的因素。 考克斯报告产生的缘起是国会对一个美国大公司的指控,称其与中国有着过分密切的联系。这个指控于是提交到 国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但是悲剧正在于,这家大公司恰恰是民主党竞选的最大出资人,于是共和党人就找到了一 个攻击民主党的最佳机会。 “最可悲的是在于,负责调查这个指控的委员会本来可以做一些更加严肃的调查,并且产生一个确实具有建设性 的报告。但是,委员会知道,只有把有关核武器设计秘密泄露的‘事实’摆出来,才会引起美国公众的真正重视,才会真的给 民主党一个有力的打击。如果这个报告没有把核武器的事情重点提出来的话,根本就不会引起什么关注。共和党对此心里有数 ,知道该怎样把事件搞大。 “实际上,我们排除中国有没有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得美国核武器设计的秘密这件事,考克斯报告里面所提到的所 谓泄露,在美国的情报圈里有这样一种共识,通过许多的合法渠道,中国也可以得到这些所谓的秘密。” 就考克斯本人来说,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众议员显然是不喜欢中国政府的,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现实主义 者。前几年,他和几个议员联名写信给克林顿总统,埋怨美国政府在和中国的火箭发射、计算机出口等方面的合作,进展“慢 吞吞的”,他显然非常清楚和中国做生意对美国的利益是极其重要的。而就在考克斯报告出台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又是他本人 ,声明赞同美国放松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这种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是原来许可出口给中国的计算机的5倍,可以直接用于设 计高技术的武器。而在考克斯报告里,他却用非常担忧的口吻说,给中国这样的计算机实在太危险。 在核武秘密泄露的事件中,在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李文和成了一个牺牲品,他所犯的错误无非是从机密的 计算机上面下载了资料到他自己家中的非机密计算机上,而违反这个工作条例的工作人员在美国全国来说,恐怕要超过三位数 。而他成了违反纪律的唯一牺牲品。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中国人而成为牺牲品的。但是,成为嫌疑对象的人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些固定的因素,例 如国籍或者种族,它其实远不止中国人是这样的。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或者我们不应该说他们是有意要挑出李文和博士,但是 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这可以说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事风格的一个典型案例。”波拉克先生说。 “现在FBI正在扩大对核武器秘密泄露事件的调查,而其中大部分不是中国人。你就明白了,他们其实就是先 设定了一些特定的嫌疑对象。” “许多人在说,中国人在‘偷’美国的核武器,但是我从来不用这个词。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可以通过许多途 径来获得数量非常巨大的信息,而不必是非法的。另外,事实上,在美国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可以获得李文和博士能够取到 的资料。所以,我个人深为考克斯报告所表达的‘一无所有’所困扰。其实李文和事件发生后美国只有一家媒介曾经在去年秋 天想要把李定性为嫌疑,那就是《纽约时报》,但是它现在也在拼命地做后续报道,作出道歉,虽然它没有明白地表示道歉。 ” B 美国的警察情结 在另外一个横亘在中美之间的问题---台湾问题上,波拉克先生则将之归结到美国的情结上。“中美曾经在台 湾问题上有非常好的共识,但现在好像彼此之间走得远了,为什么?就我个人的理解,坦率地说,说李登辉是一个‘坏人’是 非常容易的事。但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台湾似乎是一种直选的制度,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话,我们 应该去保护它。而且50年来,美国和台湾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无法割断的。” “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状况是非常难于处理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兴趣被强行拉进中国的内战。” 从美国的安全角度上来说,它是否想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之中,使台湾成为自己在东亚安全体系中的 一个基地呢?“如果时间倒退40年的话,我也会这么想。但是,在我和许多美国将军的交往之中,我看不到这样做的必要。 事实上,我们在30-40年的时间里曾经这么设想和建设过了,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想,我们并不想把台湾纳入美 国的防御体系之中。在70年代,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包括毛、周、基辛格和尼克松,已经达成了一个非常坦率的协议,就是 美国仍然要和台湾保持双边贸易关系。这是两国多年来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原则。” 但是,就连许多美国学者也是非常同意的是,美国政府从来不会做自己没有利益关联的事情,如果台湾对美国没 有什么利益价值,美国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保护”台湾呢?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有几方面的因素,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民主化,而且台湾人非常善于在美国国会之中游说 ,这些说客当然对美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排除这些因素,仍然可以说出它的特殊性。美国人总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 做点什么事情,台湾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和美国的关系的确是非常密切,很多台湾人在美国受到教育,回去管 理自己的地方,然后又回过头来,他们同美国国会打交道的技术十分高明。所以台湾问题对美国有着社会制度和历史原因。 “在很多美国人的思想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对弱小的自然性同情的情结,台湾很容易被他们想象成这样一个地方 。 “有一些美国人有着非常危险的一种想法,就是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全面介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争端,应该对台湾 进行军事干预。我就问,美国是不是愿意陷入和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状态,无论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 到过这个,而只是一味地进行片面的想象。” 本报记者 连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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