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李达，湖南零陵人。1920年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发起人之一。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党刊《共产党》月刊主编。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任宣传主任。

　　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

　　1923年秋，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出中国共产党，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病逝。

　　日前记者在浙江嘉兴南湖纪念馆采访之际，竟意外获知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之子李心天在北京住处的电话。

　　6月16日，百忙之中的李心天教授抽出一个傍晚，在北京中关村寓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李教授今年78岁，1948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退休前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退休后仍每日忙碌发挥着余热。虽已年过古稀，可他身板硬朗，为人和蔼可亲，谈吐如同在讲台上一样铿锵有力。

　　　　筹备“一大”，有人称李达妻子王会悟是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

　　“‘五四’运动后不久，在学校中接触了大量新思想、新文化的母亲王会悟从浙江桐乡县家乡来到上海，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在工作中，与刚留日回国的父亲李达相识了。”李教授微笑着告诉记者。

　　当时李达经常写文章针砭时弊，为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王会悟总是帮他抄清。1920年下半年，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婚宴的操办人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

　　从1921年五六月起，党的“一大”开始筹备，李达和李汉俊分头通知各地代表来沪参加建党会议，食宿及确定开会具体地点等后勤事务则交由王会悟操办。“我母亲打听到法租界蒲柏路有个博文女校，7月中旬已放暑假，教室闲着，她认为这个地方不错，不会引人注目，就租了下来。学校自然没有床铺，母亲就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安排代表们住下。”李教授说。“一大”由于被法国巡捕发现，后由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也是王会悟的主意。因此有人称王会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保卫工作者。

　　“1922年，父亲应毛泽东之邀，带着母亲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姐姐来到长沙(李心天生于1924年，姐弟共3人，还有一个妹妹)，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湖南自修大学是党领导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在此期间还主编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并在这个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二大”宣言基本思想的文章。

　　　　“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父亲被打断了右臂”

　　1923年夏，李达由湖南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由于他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与陈独秀发生了很大分歧，争执中，李达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随后离开了党组织。

　　“离开了党，毛泽东却一直和父亲保持着密切联系。1926年，毛泽东在武昌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邀请父亲去讲课，父亲除了讲课之外，还受毛泽东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当时武汉国民革命军实力派唐生智的工作。”

　　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李达被当做著名“赤匪”首领被通缉。1927年12月16日，胡宗铎的军队包围了武昌中山大学，李达因腹泻迟到一步。他在校门口看到气氛很紧张，意识到情况不妙，便机智地借口问路走开了，免遭了反动军警的魔网。当晚，李达全家逃往上海。

　　尽管李达脱了党，但在思想上，他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努力。“1931年，国民党特务诱使父亲去南京教书被拒绝后，便暗中指使暴徒殴打父亲。父亲的右臂被打断，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达两个月之久。但一出院，胳膊上打着石膏，父亲就又出现在讲台上。因而被毛泽东盛赞为‘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身边总是放着铺盖卷及一些洗漱用品，随时准备坐牢

　　1928年至1937年，李达撰写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42万字的《社会学大纲》。这是一部系统讲解唯物辩证法的书。“父亲给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寄了一本，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把这本书整整看了10遍，并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1万多字的批注。1937年6月，父亲收到毛泽东托人从延安捎来的信。信中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来读这本书。”

　　“1932年至1937年在北京的5年，我们第一次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只搬过一次家。”李教授告诉记者：“我们住在西城根(现复兴门一带)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

　　我记得当时父亲除上学校讲课外，就是坐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遇有人来访问他，大都由我开门接待。见到不认识的或穿戴像官老爷模样的人，我一律回答不在家。父亲只接待一些极熟的朋友或青年学生。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他身边一直放着个铺盖卷以及脸盆、毛巾、牙刷之类的生活用品，以随时准备坐牢。”

　　　　只因说了句“只要有碗饭吃”，博古拒绝了父亲去延安的意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军在城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李达。李达遂携全家辗转去了桂林。

　　由于李达坚持讲授唯物辩证法，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惟恐“赤化”，国民党教育部通令全国各高等学府均不得聘用李达。

　　“我眼中的父亲沉默寡言，他信仰是很坚定的，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而我母亲则很开朗，很善于交往。”李教授由衷地说：“从父亲与母亲的谈话中，我得知1939年5月，毛主席和周恩来曾捎信请父亲去延安。满腹经伦、在人情世故方面却近于木讷的父亲回答说，只要有碗饭吃，我愿意。碰巧周恩来出国治病不在重庆，当时主持中南局工作的博古认为父亲‘只要有碗饭吃’是在向中央讲条件，拒绝了父亲的愿望。”

　　周恩来治病归来，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说：“干革命就不吃饭了吗？李达同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愿意去延安。”

　　　　1949年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10月，李达欣喜地收到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在信中幽默而又诚恳地写道：“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加经营。”当时长沙的局势已相当险恶，李达再次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在中共湖南省委同志的护送下，李达经香港秘密抵达北京。

　　“1949年12月，党中央根据父亲的申请和他几十年的表现，由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做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批准父亲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本报特别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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