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活跃着一大批追逐真理的青年作家，胡也频、丁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这里，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同情革命变成坚定的革命者，并双双加入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然而就像他们曾在《红黑》月刊的卷首辞中说的那样：“文艺的花是带血的”1932年，胡也频被捕牺牲。丁玲擦干了眼泪，接手主办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坚守党的文艺阵地。

　　“光明就在我们前面”

　　1931年1月8日，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万宜坊，是唯一的一张合家欢，照片背后还有丁玲的一行字：“韦护(孩子的小名)满60天，爸爸预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当时还沉浸在孩子出世和胡也频即将赴苏区的幸福之中。仅过了一个多星期，胡也频被捕；一个月后，胡也频在龙华被杀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虽然白色恐怖浓重，但在这个城市，革命的浪潮仍在地下奔涌，由鲁迅、冯雪峰等翻译的马列著作正在日益扩大传播。1928年夏天，丁玲和胡也频怀着对光明和真理的憧憬来到这里。

　　来到上海后，也频和丁玲在永裕里13号3楼租了一间亭子间栖身，尽管只能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但两人仍然十分恩爱，只是对时局的困惑让满腔热情的他们陷入苦闷之中：中国还有希望吗？光明和真理究竟在哪里？

　　就在这时候，胡也频陆续发现了一些新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并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刻影响到了他的创作，1929年6月刊出的长篇小说《到M城去》就是最实际的说明。胡也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钻研使丁玲深受感染，对胡也频创作方向的敏感跃进，丁玲不仅给予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鼓励，而且写下了她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她写到：“《到M城去》———只要知道这M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想见这一篇小说的思想所集中的焦点了……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今中国人的各种典型，而且使我们预料到这一个正在大变动的年代，那最后，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倾向……”从这篇热情洋溢的介绍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当时丁玲在思想、意志和风格方面都与也频取得了同一步调。

　　受也频的影响，丁玲也迈出了她创作的新阶段，在介绍《到M城去》之后，她开始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以瞿秋白夫妇为原型的小说《韦护》，丁玲曾自己介绍说：“写好后，我拿给也频看，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后来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韦护》，就是这场争吵之后新产生的艺术生命。1930年5月，胡也频和丁玲双双加入左联。不久，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通信运动委员会主席。这段时间，胡也频像是获得了新生而格外的兴奋，他很少在家，尽管工作繁忙，但他还是情绪激昂地赶写纪念五卅运动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丁玲曾经担心他对政治的兴趣要分散创作的精力，胡也频却自信地说：“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

　　这一期间，丁玲有身孕很少外出，她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在为胡也频的进步高兴的同时，丁玲感觉到自己进步得太慢了，于是写《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这篇小说，作品还是革命加恋爱的题材，但比较丁玲过去的作品却脱去了灰色的色调，并不同程度上表现作者对于光明的信心。

　　1930年11月8日，胡也频在狂风暴雨中到医院去看望即将分娩的丁玲，丁玲见他两眼红肿，就知道他又开了夜车，他却很兴奋地告诉丁玲：“《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中午，丁玲生下了一个男孩，胡也频激动地哭了。第二天他告诉丁玲，在左联的全体会上，他被选为奔赴江西苏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正在请求入党。这时丁玲也哭了，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

　　孩子的出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热情。饭桌上只有一点儿辣椒、一点菠菜的人家，却那么有生气；常常抱着衣物上当铺的夫妻，却从心底发出微笑。

　　胡也频要去江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然后兴高采烈地走了。但是，直到深夜，胡也频也没有回家。

　　一种不详的预感紧紧攫住了丁玲的心灵，后来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追述了当时的情景：“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象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

　　第二天，得到了胡也频被捕的确切消息，丁玲反而冷静下来了。她坚定地对好友沈从文说：“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在白色恐怖下，丁玲无法去找那些熟悉的同志，因为他们自身也都处在危险当中；她揣着郑振铎和陈望道的信到南京向邵力子请求援助，沈从文还找到了陈立夫。陈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丁玲立即回答：“这是办不到的，也频也绝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1931年2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革命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噩耗传来，丁玲不能自巳地痛哭，在痛哭中丁玲发出这样的誓言：“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丁玲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接受组织上的安排，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1932年3月，丁玲终于实现了愿望，与胡也频一样成为共产党员，并且为党的文学创作事业奋斗了一生，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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