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4日专电 (记者张焕利 冮冶)以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3日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放行”。这一被日本政府打上“合格”标记的历史教科书，其要害是篡改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它的出笼再次引起了日本国内舆论、战争受害国以及广大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

　　从教科书事件人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在当今日本，仍有一小撮极右势力正千方百计地试图为早有定论的日本侵略历史翻案。而利用教科书歪曲史实，向日本年轻一代灌输错误的、甚至反动的历史观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早在1982年和1986年，日本曾先后两次发生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那些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教科书或是把侵略改为“进入”，或是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表述为“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甚至淡化和篡改诸如“南京大屠杀”等铁一般的史实。而负责审定工作的文部省在其中充当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今年，这样的教科书在文部科学省的庇护下又出笼了。人们不禁要问，文部科学省意欲何为？

　　1997年，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以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带有“民族自虐”性质为借口，组成了这个“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并着手炮制以他们反动历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去年4月，这本教科书书稿被提交文部科学省审定。在媒体将教科书的内容曝光后，文部科学省迫于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要求“编撰会”对书稿中137处明显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记述进行修改。之后，“编撰会”不得不对这些记述进行一些修改，但这并没有改变书稿中歪曲史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实质。

　　例如，“编撰会”在提交文部科学省审定的书稿中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部分这样写道：“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认定，日军在1937年南京攻克战中，杀害了20多万名中国民众。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的人口那时只有20万，在日军攻克南京一个月之后，人口增加到25万。除此之外，这个事件的疑点很多，其争论持续至今，因为在战争中即使杀了一些人也不算是大屠杀。”而按文部科学省要求修改后的文稿是：“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认定，日军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但是，关于这个事件，资料上有很多疑点，事实究竟如何，对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有关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文部科学省将有诸多类似表述的教科书“放行”，是对一小撮极右势力利用教科书篡改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开脱的初衷的一种默许。应当指出，日本政府在这一教科书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日本现行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中，作为日本政府的主管部门，文部科学省在进行最后审定时，完全有权力依照史实要求对有问题的教科书进行彻底修改。但令人遗憾的是，文部科学省在审定“编撰会”的教科书过程中，无视日本国内的正义呼声和亚洲国家的正当要求，采取含糊甚至放任的态度，让这样一本歪曲史实、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流向社会。这不仅将助长日本一小撮极右势力的嚣张气焰，而且也将误导日本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识。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亚洲国家人民对此不能不给予严重关注。

　　应该说，由日本官方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应该体现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历史教科书问题事关日本政府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教科书问题不仅仅是日本的内政问题。曾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遭受深重灾难和痛苦的亚洲国家有权力要求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鲜明的正确的态度。

　　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许许多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与一小撮极右势力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无数个坚持正义的日本历史研究学者和教员发出了“不能用歪曲史实的教科书进行历史教育”的呼声；一些曾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反战军人在向文部科学省递交的声明中要求绝对不能把“编撰会”的教科书拿到课堂上去；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指出，“编撰会”企图通过教科书向青年人隐瞒真实历史，只能坑害日本的子孙后代。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在战后50周年之际曾发表谈话说：战争不仅给日本国民造成了损失，而且，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亚洲邻近等各国的许多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不久前，日本首相森喜朗表示要根据“村山谈话”精神审定教科书。日本政府应该言行一致，妥善处理教科书问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