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实

　　前两年曾有人提醒：小心官员傍大款。随着去年以来打黑斗争的深入，提醒的词变成了：小心官员傍大哥。一般说来，“大哥”还是大款，只是那款是黑的。当然大哥和官员的关系很难说清究竟是谁傍谁，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黑的镀了红肯定会更大更黑，而红的沾了黑就只有一个腐败的结局。

　　近来揭出的一些黑势力与腐败分子勾结的大案令人触目惊心———

　　案例1 有权威消息透露：自中纪委调查组进驻沈阳多月以来，已查实与马向东及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案牵涉的局级官员已有多位被捕或者接受审查，其中包括：沈阳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郭久祠、烟草专卖局局长周传、国税局局长赵士春、城建委主任宁先杰、市政府副秘书长迟若然、市政府副秘书长泰明以及沈阳驻京办事处主任崔力。此外，还有数名副局级干部也在接受审查。将这批人拉下马的黑社会老大刘涌，曾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身份：沈阳市人大代表，著名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一个沈阳最大的企业家，已被查实至少与31起血案有关，在当地早已惹得天怒人怨。

　　案例2 此前不久，辽宁省沈阳市市长慕绥新以身体不佳为由，提出辞职。他是在卷入马向东案的市级官员愈来愈多的情况下提出这个辞职报告的。1999年7月，原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因涉嫌动用4000万人民币公款，多次到澳门豪赌而被捕。在马向东案发后，现年57岁的慕绥新曾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作出检查，承认自己严重失职。同时，慕绥新还涉嫌牵连国内外黑帮赌博案。

　　案例3 长春黑老大梁旭东案发后，调查发现在短短几年内，梁旭东对一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高密度的糖衣炮弹攻击，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一个个红点：12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10名警察、5名检察官、4名法官、5名司法警察。梁旭东作为长春市建国以来最大规模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首脑，在社会上“风光”之时可谓一呼百应。经济纠纷、个人矛盾、帮派斗争……只要找到梁旭东，很少有人敢不给他“面子”。身为普通刑警，梁旭东却穿着名牌服装，驾驶高级轿车，长年包租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出席豪华宴会还常有官员相陪。一段时间里，梁旭东真的成为长春市“黑白两道”都走得通的人物。即使在被刑事拘留以后，他还叫嚷：“我上面有人，一两个月就能出去！”

　　案例4 近期有消息公布，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涉嫌远华走私等大案，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被开除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查，1994年12月至1997年上半年，李纪周多次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干预公安边防机关对涉嫌走私油轮的查处；利用职权为赖昌星的公司提供便利。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涉案的当然不止李纪周一人。该案的首批案件于2000年9月中旬在厦门、福州等地法院开庭审理，共25起案件、84名被告人。初步认定该案涉案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在目前移送起诉的走私犯罪案件的案值中，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直接操纵下的走私物品价值达人民币252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115亿元。第二批94起案件也于今年2月一审宣判，涉及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91人。

　　案例5 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受查处的涉案人员共331人，其中公职人员259人，检察机关立案64件73人。收缴扣押赃款、赃物及不动产总值约4.7亿元。163人主动投案并交出非法所得1587万元。

　　走私分子通过重金收买和色相诱惑，层层打通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理、商检、港务等监管环节，导致整个湛江口岸监管失控，国门洞开，出现了一条走私分子及其货物可以自由进出的黑色通道。

　　案例6 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就用金钱“控制”了一批当地官员。初步调查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其实，中国对黑社会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黑社会势力仍有扩大的趋势，可以肯定地说，这中间最大的问题，是有腐败在作祟！

　　毋庸讳言，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犯罪活动以及极有可能按黑社会模式运作的地下经济组织在我国已形成一定声势。在近期严打黑社会犯罪的行动中，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影响较大的黑社会和地下经济组织大多具有腐败官员支起的保护伞为其撑腰。黑恶势力的迅速蔓延得益于他们用金钱编织出的那张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腐败是黑恶势力滋生的社会条件，警方破获的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后都能找到腐败的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有一定影响的黑社会性质案中都能找到腐败的影子，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黑势力向权力渗透的程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办公室主任杨书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所谓官匪勾结的现象确实有，但从全国范围内已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十分严重。像刘涌这样公开与官员勾结的案例毕竟还是少数。当然，许多案件确实暴露出黑社会势力或地方黑色经济势力与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官员出于个人经济或地方保护等原因，形成了对地方黑色势力的事实上的保护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与黑势力相联系的腐败案件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虽然是较小的，但它们造成的危害往往却是很大的。因为这样的案件往往形成地方恶势力，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影响。这种案件的最大特点是带有地方性，在发案地区一抓就是一窝。比如湛江案一判就是八九十人，厦门案一判就是一百多个人。这种案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比如，全国每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犯罪案件大体在5万件左右，这些案件加起来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有50多个亿，而厦门一个远华案造成的关税损失就有500多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它数量上少，但带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绝对不可以忽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案子往往带坏了一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地方弱化党的领导权，践踏法律的尊严，造成极大的民愤。可以看出，一旦黑社会和黑色经济在一个地方横行，必然会有介入人员多、周期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在这种犯罪猖獗的时候，有可能造成当地经济的虚假繁荣，但这种畸形发展实际上最终将给这个地方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专家访谈

　　记者：最近，媒体报道了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纠集一大批劣迹斑斑的不法分子充当打手，购买私藏枪支弹药，疯狂作案。刘只要看中了某个地方，便通过武力霸占到手，暴敛钱财，大搞房地产“砸拆”，滥杀无辜，已经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竟然是沈阳市人大代表。而且随着案情的进展，有越来越多的局级干部牵涉到该案之中，看来，当今社会正在出现黑社会势力与权力腐败相互勾结、相互渗透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您是专门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的专家，因此请您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邵道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先向您谈谈中国黑社会势力发展的状况。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令世人震惊，中国社会的犯罪发展也令人瞠目结舌。以黑社会犯罪来说，据一些犯罪问题专家的研究，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数字不小，不过，依我的理解，这个100万，是属于“黑社会性质”或“类似于黑社会”的100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社会势力”，像您所说的沈阳的刘涌犯罪集团案就属于这种性质。八十年代初期“严打”时期我们也有过“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提法，但是，与现在相比，无论在规模、性质、表现特点、活动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差别。那个时期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基本上是以青少年犯罪者为主，还很原始、幼稚，一伙一伙的，“单兵团”犯罪，很松散，在本地通过“人多势众”来实施其犯罪。而当今的“黑社会势力”或“类似于黑社会”，虽然还不像世界上臭名昭著、恶迹累累的黑社会，如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台湾的竹联帮、中国香港的十四K等等那样高度发达，但却是以成年人犯罪为主，富有社会经验，也很顽强了。从规模来说比较大，很多是跨地区跨省市的；从组织形式来说比较紧密了，如四川宜宾县的“狄绍伟集团”，开始模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制定了《员工手册》共四章十七条，俨然是他们的“刑法”，内容含有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手、断双腿等处罚，直至处死；从犯罪方式、手段来说，已经呈现智能化的特点；其对社会危害的程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总之，当今的犯罪团伙已经属于“准黑社会集团”的范畴，形成了一股不可漠视的社会恶势力了。

　　记者：这就是说，从犯罪形态来看，中国的社会犯罪已经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阶段，脱离了“初级阶段”的犯罪水平，向更高一级的形态发展了。作为这一高级形态的特点之一，就是黑社会势力不断地向经济领域渗透，目的是三个：一是“洗钱”，将非法犯罪来的钱通过向经济领域渗透的方式变为合法化；二是通过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更多地捞钱；三是发展壮大黑社会势力。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邵道生：意大利反黑手党斗士法尔科内曾说：“黑手党绝非一个简单的刑事犯罪组织……实际上黑手党除了牟取暴利外，还企图控制经济。”意大利的黑手党通过走私、贩毒、操纵建筑业、收取保护费等手段积累庞大的财富，数字表明，它的“年营业额”至少占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仅海洛因一项，每年就为黑手党创收400亿美元。所以，“黑道”(犯罪势力)向“黄道”(经济领域)的渗透，恐怕是世界黑社会组织的最重要特点。中国的情况如何？关于“黑道”向“黄道”的渗透，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在一些地区的个案已经非常之严重。譬如，湛江、厦门两大走私集团中的黑势力。一些走私分子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拥有几亿、几十亿家产的亿万富翁，成了“中国走私汽车大王”、“中国走私石油大王”、“中国走私钢材大王”。譬如，就拿林春华来说，原本就是一个小小的业务员，靠走私石油，他自己修建了码头，实现了运输、仓储、销售一条龙的配套走私专线，1997年，他的走私成品油的数量相当于当年我国汽、柴油进口总量的十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如雷州)黑势力猖獗，一些地痞流氓到处寻衅滋事，只要他们看着不顺眼的，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还算是“小意思”，重的则是被打爆了眼球，挑断脚筋，甚至丢掉了性命。

　　记者：在当今披露有关黑社会势力的大案中，都有很多的权力者被卷了进去，譬如，不久前被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被牵连的党政干部就有三十多人，这些人不但涉及地方的一些官员，更有一些公检法政法机关的干部，这是不是一种特点呢？

　　邵道生：的确是这样。黑社会向权力阶层的渗透，与权力者的相互勾结，从权力层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寻找保护伞，这恐怕是世界黑社会组织的一个最为重要特点。为什么黑社会势力要在权力层中寻找代理人？很简单：黑社会势力有这个犯罪需要，就是为了更好地通过黑社会犯罪形式去攫取更丰厚的不义之财，为了避免受到法律对他们的惩罚。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有一个以周寿男、丁旭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他们在权力的支持下，开设赌场疯狂聚赌，武装逼债、寻衅滋事，无恶不作，先后打死、打伤、打残68人，并先后三次持枪到澳门抢劫大量钱财，广东和澳门的警方多次到百色缉拿罪犯，但都无功而返？为什么？因为百色市公安局就是他们的保护伞。为什么一些权力者自愿做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一个钱字，譬如，这个百色市公安局的领导每个月都要从这个犯罪集团获得名为“派排费”(保护费)的赃款，少则每人每月3000元，多则每人每月4万元。二是一些腐败分子为了攫取更丰厚的腐败利润，为了保护他们已经获得的腐败利益，为了自己“美好的前程”，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反对派，为了不被送上断头台，就不惜重金雇佣黑道上的杀手，求助于黑社会势力。当今社会刮起的一股官场雇人凶杀案，贪官们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血案，如在广东阳春就发生了“50万，副市长要买市长人头”轰动全市的政治谋杀；在河南商丘，就发生了商丘市梁园区规划管理局政治流氓徐建设雇佣凶手杀害市建委副主任的杀人案；在福建福州发生了一件为夺权，环保局副局长谋杀正局长之案件；在河南平顶山发生了一件市政法委书记谋杀镇长吕净一的案件。

　　记者：的确是这样，也许由于“红道”(权力)、“黄道”(金钱)和“黑道”(暴力)的“三结合”，才使当今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变得如此艰巨。譬如，广东省烟草专卖部门在揭西的打假行动经常遭到围攻，查获的设备无法调运，揭西从未有造假者被绳之以法，出现少有的暴力抗法事件。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邵道生：您说得很对。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有的干脆是前台、后台一身兼，共同办“实业”。在一些地区，因为有权力的庇护、金钱的基础和暴力的手段，三股道的这种畸形结合，便形成了一种难以摧毁的腐败关系网、难以斗垮的“地头蛇势力”。

　　记者：在一些地区出现的腐败分子和黑社会势力的相互勾结、相互渗透现象，是当今腐败和犯罪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新情况。尽管它发展的水平、程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然而从其当今表现的方式、对社会的危害、发展趋势来说，很值得人们关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权力腐败”和“黑社会势力”结成的“同盟”呢？

　　邵道生：这是个反腐败和反黑社会势力的对策问题，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重视。首先，要从战略上藐视它，不必惊慌失措，因为我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现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从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它，不能听任它的发展、泛滥，要将它消灭于萌芽、发展阶段。其次，一定要将“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与反腐败联在一起，一定要清醒认识到，黑社会势力之所以能在一个地区专横几年，除了专政机关的软弱无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地的权力层出了问题，在这点上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三，要对黑社会势力采取“露头就打”的方针，要改变平时疏于管理，只等“严打”到来的错误观念。第四，加强公安、司法系统的队伍建设，将不合格、不称职的调离，将司法系统的腐败分子坚决清理掉。第五，要重视公民的举报，一个地方的黑社会势力在发展初期总是以侵害普通公民的利益开始的，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公民的权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犯罪黑恶势力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第六，要及时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很多案件表明，国外、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已经加强了对我国的渗透，因而要在思想上警惕，组织上防范，设备上更新。(采访报道／本报记者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