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淑娟,今年31岁,是一名美术教师。我从1998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被李洪志讲的歪理邪说所迷惑,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后来,在房山区城关街道的帮助下,使我真正认清了“法轮功”邪教本质,摆脱了精神枷锁的控制,彻底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回到正常人的社会生活中来。
是党和政府挽救了我,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按照团结、教育、转化、挽救的政策,用 诚心加道理说服我、感化我,使我重见天日,获得了新生。今天,我要真心地向被我伤害过的家人、亲友、领导、同事们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向帮助我解脱的所有的亲人、领导、同事说一声:谢谢你们;向敬爱的党和祖国喊一声:万岁。
我作为一名教师,也受过高等教育,本应该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可是我却痴迷“法轮功”,做出了一些违反法律,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经过深刻的反思,今天我想和朋友们谈一谈我是如何被李洪志编造的歪理邪说所控制,从而走到触犯国家法律的地步,又是如何摆脱桎梏,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的整个过程,希望能给朋友们一个借鉴。
“我是因为自己知识太狭窄才容易上了当……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魔圈,在心理上和人类社会疏远了。”
1998年,我的工作和生活遇到了一些挫折,思想处于压抑之中,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心理不平衡,其实这都是自私心理在作怪。由于内向和固执,自己不能解脱自己,导致意志消沉,萎靡不振,做什么事都力不从心,怨天尤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如获至宝。书中的“轮回说”和“业力论”讲人在世上轮回转世不知有多少世了,每一世都造了很多“业”,人遇到麻烦和不幸都是因为有“业力”造成的,人遇到矛盾时要“忍”,这样“业力”就消了。人活着就是为了“还业”,也就是还债,债还完了再“提高心性”就可以成为超常的人,最后“成佛”、“得道”。这些荒谬的理论正迎合了我当时的心态。按照这种理论,心理不平衡时认为是前世欠了人家的,心里忍一忍马上就平衡了,好多事情好像都能迎刃而解,因此就认为是得到真理了。其实儒家学说一直讲“忍”,并有很多做人的道理都很精辟,只是因为自己知识太狭窄才容易上了当。
开始看书的时候,我也似信非信,因为《转法轮》根本就不符合现代语法,漏洞百出,和其他的书籍比起来文字功底太差。但李洪志说《转法轮》的文章表面上不华丽,是为了把高层次的道理表达出来,不能受常人的语法约束。而且在人的思想中有一种“业力”叫“思想业”,这种“思想业”会控制人的大脑,产生不信的念头,或“骂教师”、“骂大法”,一产生这样的念头就要压制它、排斥它,这样就提高了“悟性”,所以要反复多次看书,学、念、记《转法轮》,直到能把书背下来。
就这样,我的头脑装的全是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就用《转法轮》中的歪理去衡量一切,越衡量越觉得对,从而对“法轮功”以外的书籍都排斥,认为那是常人的东西,是低层次的知识,不值得学习,和别人聊天时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觉得常人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层次太低,只想找“功友”聊天。而李洪志又极力推崇“法会”这种形式,让学员互相切磋,谈修炼的心得体会。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时,为了显示自己缘分大、悟性好或层次高,往往夸大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听的人又把小道消息添枝加叶,传得神乎其神,逐渐地形成一个特殊的小环境。李洪志又说,这是人间仅剩的一块“净土”,能够“熔炼人”,是提高层次的好机会。就是这样,我一步步走进了魔圈,在心理上和人类社会疏远了。
“由于我的‘不真’,使单位受到了极大损失,我的课没人上了,学生和家长对外聘的教师又不习惯,影响了少年宫的声誉。”
1999年7月22日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之后,单位让写认识,我也写了一份,但并没有说真话,而是敷衍领导。
1999年9月底,我因为去北京“护法”被公安机关警告,又向单位写了一份认识,声称自己已经不练“法轮功”了,上北京去是为了玩儿,蒙蔽了领导。而单位领导非常重视我的问题,并没有掉以轻心,为了挽救我,把我调离原工作岗位,目的是让我加强学习,真正认识“法轮功”邪教本质,从心理上真正划清界限,还安排党员、同行和我交流、沟通,为了不让我难堪,想尽各种办法,真是煞费苦心。
可是我由于太痴迷“法轮功”,心里总觉得和别人隔着一堵墙,谁说的话都听不进去,表面上为了应付,又写了第三份认识蒙混过关。由于我的“不真”,使单位受到了极大损失,我的课没人上了,学生和家长对外聘的教师又不习惯,影响了少年宫的声誉。可娄主任和王主任怕我接受不了,并没有把我一棍子打死,而是找出我以前工作中的优点,从侧面迂回做我的思想转化工作,我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但不好意思再给单位和领导找麻烦了,所以一年多的时间没再出去“护法”。
可是,由于对“法轮功”的痴迷和对“法轮功”小圈子的心理倾斜,我总是背地里和“法轮功”人员接触,仍受李洪志一道道“经文”和明慧网大量歪曲事实的文章蛊惑。
2000年11月6日,我接到通知要到天安门去“护法”,那天我中午和下午都有课,也很犹豫,但是强烈的“圆满”欲望驱使着我,把分内的工作都抛在了脑后,去了北京。在北京往单位打电话谎称自己到良乡办事,后来见形势不好又回到了单位。我还为自己的欺上瞒下感到自豪,还认为是修炼“法轮功”修出的“智慧”,有“李教师”保护一切矛盾都能化解。其实单位领导早就注意到了我的行动,几次在会上点我,希望我悬崖勒马,但我还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所有这些事情,做到了“真”吗?我之所以讲出这些,是为了通过我的言行逐一揭露“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邪恶本质。
“一年多来,我抛家舍业,做出了许多令我痛悔不已的事。现在想来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迷失了真正的自我,扼杀了人类的本性‘善’。”
“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本性,李洪志打着“善”的幌子,唆使他的弟子干出了许多“恶”事。
自私是每个“法轮功”人员的最大特点,这个“私”还很隐蔽,表面上不图名利,慷慨付出,不怕吃苦,而内心埋藏着为了自己“圆满”、“得道”而不顾一切的最大私心。我这一年多来被“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所左右,被李洪志的魔棒所控制,达到了抛家舍业的程度,做出了许多令我痛悔不已的事。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李洪志一边说“法轮功”聚众滋事和他没有关系,一边明确肯定了这种做法,说“去的人越多越好”,并在“经文”中暗示学员,去北京是“能否圆满的考验”,并且,“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
在他的蛊惑下,8月份,单位放假,我瞒着家人,去北京“护法”,幻想着成千上万的人都同时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法轮大法”就一下子正过来了。在广场上,我和外地的学员切磋、交流,等待机会,晚上不想回家,和“功友”一起住在近郊的小平房里。当时我的女儿才三岁多,我根本就没有想自己不回家会给家人带来什么,还认为是在去自己的“情”,因为李洪志讲,人的“情”要是不放就修不出来。
我在外面自以为是,家里却翻了天,男的都到北京去找我,女的在家轮流照看孩子,他们一方面埋怨我的无情,一方面为我的安全担心,忧愁苦闷笼罩着他们,这就是李洪志所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这就是所谓的“废己渡人,普渡众生”吗?
两天之后,家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找到了我。回到家里,我已经听不进去别人的话,无论谁说什么,都认为是“师父”对自己的“考验”,要“坚修大法心不动”。家人对我说“你这样为了自己‘圆满’,不顾别人感受,就能‘升天’吗?”当时,我心里还想着:你们现在吃点苦,等我修成了,把你们“渡”上去,就都补偿你们了。就这样,在歪理邪说的引诱下,我走上了背离人性、背离真理的路,表面上答应不再去北京,心里却打算着随时去“护法”。
9月14日,我又一次带着孩子去北京,当时的想法是:家里人不是说我不管孩子吗?我带着孩子去,他们就没的说了。而且我看书时也教孩子学“法”,认为孩子也有李洪志的“法身”在管,她也应该“圆满”。现在回想起来这想法是极端错误的。
我被依法处以行政警告后,并没有反思自己,继续痴迷“法轮功”。家人、亲友、领导和同事不断地做我的思想工作,我仍不思悔改,还把劝说我的亲人当成“魔”,觉得他们在阻挠我修炼,是我前进路上的障碍。在完全没有人的道德观念的约束下,我甚至离家出走,想去“云游”,认为自己吃苦,放弃名利和亲情,就能得到“圆满”,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打着“善”的旗号,被“恶魔”钻了空子,我这是在践踏“善”。
在强烈执著的驱使下,我沉迷于“法轮功”,把亲人的呼唤都当成耳边风。2000年11月20日,我又一次去北京“护法”,这一次更加变本加厉,自己制作了宣传“法轮大法”的横幅,到天安门广场“弘法”、“护法”,公安机关对我依法进行了处理。可那时的我戴着“法轮功”的帽子还觉得很自豪,根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回到单位,领导见我没有检讨自己,还振振有词地为“法轮大法”辩解,就让我在家反思。后来单位领导来到我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不顾良言相劝,甚至对娄主任说让把我的关系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去。主任一听就急了:“这和开除你有什么区别,组织上的苦心不是都白费了吗?”我现在清醒了才知道,你自己都不对自己的前途负责,那别人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是自私到极点了吗?
由于我的执迷不悟,使我的家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我本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聪明可爱的女儿,关心我的丈夫,还有热情宽容的亲朋好友。然而痴迷“法轮功”的我,给自己制造了厚厚的屏障,看不到这些可贵的亲情,错把亲人当仇敌。
丈夫因为担心我上访被抓,或者练功出偏,极力反对我练功,想尽了各种办法,可我软硬不吃。亲情感化,我当成是“魔”,漠然视之;苦口婆心的规劝,我也当成是“魔”,用歪理邪说去狡辩;对我的制止我更当成是“魔”,忍得住时则忍,忍不住时以牙还牙。家里从此再无宁日,整天争争吵吵,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无形的伤害。那段时间里,丈夫几乎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一次上课时晕倒在讲台上,一次恍惚中差点被拖拉机撞倒。想和我离婚吧,又看孩子可怜,不离吧,又不知这样的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真是度日如年,家里其他的亲人也因为我的事费尽了心思,操碎了心。
我的这些极端顽固的做法,都是在歪理邪说控制下的所为,现在想来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迷失了真正的自我,扼杀了人类的本性“善”。
“我三次去北京‘护法’,扰乱了社会秩序,这怎能说做到了‘忍’呢?”
“法轮功”邪教组织打着“真善忍”的幌子,蒙骗了众多的修炼者。它一直提倡“忍”,却一直就没做到“忍”。
民政部做出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决定之后,“法轮功”学员在李洪志的“经文”的煽动下,不断进行所谓“上访”。我的单位领导和同事多次找我谈话,也是防止我进京。但我却想办法蒙骗了领导,于1999年9月14日、2000年11月6日和20日,三次去北京“护法”,扰乱了社会秩序,这怎能说做到了“忍”呢?
“我绕了太大的圈子,在被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终于认清了邪教的危害。”
多亏党和政府采取的教育转化政策,才使我迷途知返,重获新生。亲人的呼唤,领导同事的期盼没有白费,我终于从噩梦中醒来,用正常人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发现阳光是那么灿烂,人的心灵是那么美好。
我们的国家是昌盛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都是善良和大度的,尤其是那些帮教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用诚心、耐心感动了我。
开始的时候,我有抵触情绪,对别人都怀有戒心。但是领导和工作人员仍然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次,我要补考英语,领导对我的事非常关心,给我安排时间督促我复习,并希望我考个好成绩,每次见面都询问我复习的情况,使我深受感动。
帮教人员大多是原“法轮功”练习者,他们在和我谈话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产生共鸣,然后用法律和我的行为相对照,使我认清了自己的行为确实是违法的,并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样,我的思想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用常规思维来审视以前深信不疑的“法轮功”的所谓“理论”,发现这些理论是漏洞百出,是禁不住推敲的。帮教人员进一步找出“法轮功”书籍内容中的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以法破法,使我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我绕了一个太大的圈子,在被撞得头破血流后,才终于认清了邪教的危害,决心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并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邪教的危害,通过揭批邪教“法轮功”,找回真正的自己,并希望所有的人警钟长鸣,远离邪教。
今后,我要在工作和生活中踏踏实实,加倍弥补,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教师、好公民。同时自己要加强学习,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提高法制意识、道德水平、专业素质,以全新的姿态告别昨天,迎接美好的未来。
我自己已经从邪教中解脱出来,今后我还要尽最大努力,帮助政府去做转化工作,唤起人们的本性的良知,铲除邪恶,让正义和真理的阳光普照大地。(北京市房山区少年宫刘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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