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设立空壳公司，甚至跨国洗钱，已成为腐败分子使赃款合法化的重要方式。

　　腐败分子下海后，是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

　　洗钱水平提高使巨额赃款获得说法，造成一些腐败分子重罪轻判或得以逃脱

　　洗钱代价高昂。成克杰4000万赃款，被帮其洗钱者收取了1000万元的费用，国家损失难以追回

　　按照专家的说法，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它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构成对党和政府的严重政治挑战。

　　3月16日，清华大学举办“21世纪中国反腐败战略研讨会”。多位政法界高层领导和学界专家围绕“防止腐败的战略”问题，从各个角度展开研讨。其中，黄苇町教授作的关于“腐败洗钱”的报告引起与会者关注。

　　黄苇町是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曾任红旗出版社社长，现任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中央部委出版联合体秘书长。

　　本报记者会后对他作了专访。

　　腐败的一个新特点

　　记者：据我们所知，“洗钱”一词一直与黑社会联系在一起，您为什么说它也是反腐斗争中的一个新特点呢？

　　黄苇町：“洗钱”确实一直与黑社会相联，但近年来，一种新的洗钱活动，即腐败公职人员洗钱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

　　这一新的洗钱现象在我国亦日趋严重。近来，中国为反腐败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在金融方面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在司法方面，刑法上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种情况下，“黑钱”越来越难以藏匿和使用，于是腐败分子便想方设法把钱“洗白”，把非法收入合法化，洗钱活动由此越来越猖獗。

　　“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

　　记者：国外洗钱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和模式，中国情况如何？

　　黄苇町：相比较而言，它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诞生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通过身份转换来洗钱，是这种新型“洗钱”的重要途径。

　　分析起来，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

　　一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老婆孩子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

　　一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例如，不久前破获的上海凤凰日化公司“群蛀”案件，14个犯罪嫌疑人中，就有6人在外办有私营企业。

　　其实，要识别这些洗钱方式也不难，就是他们或他们的亲属子女下海后，一般都没有“呛水”的，无论是办个体私营企业，还是炒股炒期货，不管实际上是赚了还是赔了，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他们与有些惟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是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因为前者的目的可能是偷漏税，而他们则是要给已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

　　还有一类就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例如，在和外资企业及境外企业交易时，有的国企人员和外方相互串通，低价销售产品，高价购进设备和材料，差价部分则汇入海外个人账户。然后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空壳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还有的通过套汇骗汇实行资本外逃，个人占有，然后冒充外资流回国内来投资增值。

　　虽然国内腐败分子的国际洗钱活动还未形成规模，但在国际洗钱中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某些领导干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已经开始在国外打基础，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我曾听有的华侨讲，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种“留学贵族”。他们大多不是国内“大款”的子弟，但刚到海外，银行存款户头上就有大笔进项。当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要依靠分期付款买房时，这些留学生已在当地富人区购买住宅，而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次付清。

　　还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将来出境当富翁，趁大权在握时狠捞一把，胡长清和成克杰都属于此类。成克杰的巨额赃款都转移到香港情妇名下或存到境外银行里。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及因私出国护照，准备送孩子留学，妻子陪读，没办成又筹划让他们办投资移民。自己则把假护照揣在身上，准备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出走。如果我们的动作晚一步，很可能人去楼空。

　　洗钱代价相当高昂

　　记者：现在家藏金山银山的“和式”贪官减少了，他们通过洗钱把赃物赃款转移出去或者使其合法化，以消灭证据，这无疑给反腐斗争带来新的挑战。

　　黄苇町：是这样的。惩治腐败分子要靠证据。从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与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现金、存折、贵重物品，是腐败的重要罪证之一。但随着洗钱“水平”的提高，巨额财产拿出“说法”的情况明显增多，造成一些腐败分子重罪轻判或得以逃脱。这必然进一步刺激他们的“贪欲和胆量”，并使其他不廉洁者群起效仿。

　　另外，把黑钱转移到境外和洗白需经过很多环节，代价十分高昂。例如，李平将成克杰高达4109万元的受贿所得钱物，托香港商人张静海帮助其转款、提款，为此付给他们1150万元的费用，占全部赃款的1／4以上。这还是在他不敢太敲竹杠的情况下。在国际洗钱过程中，赃款被代理人或洗钱集团吞没一半甚至大半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据了解，为了把钱洗白，要在当地设立空壳公司，编造假财务报表，虚报营业额和利润，在没有任何营业活动和收入的情况下，不断交纳各种税收和保险。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40%以上，企业所得税也达25%以上。这样，即使我们通过种种途径最终追回了赃款，损失也会很大。

　　多种途径防范洗钱

　　记者：洗钱活动隐蔽多变，给反腐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才能切断“黑钱变白”的途径呢？。

　　黄苇町：我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加强反洗钱的立法工作。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新刑法首次规定了洗钱罪。2000年，我国又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应该说，这为搞好反洗钱斗争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按照法律规定，洗钱罪的犯罪对象主要限于走私、毒品和黑社会组织犯罪。贪污受贿分子的洗钱活动，一般还是作为掩盖犯罪的手段来看待，追究协助洗钱者也缺乏有关法律依据。因此，反腐败斗争需要我们尽快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其次，要提高反贪部门的反洗钱能力和业务素质。例如，国企老总搞代理人企业，通过与之签订及履行合同的方式化公为私，是常见的洗钱方式。我最近便接触了一个这样的案子。某国有单位负责人和自己亲属的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钱就能办成的事，却约定付出很大一笔钱。然后又从该公司账户打出几十万元用于私人用途。案发后，帮助洗钱分赃的亲属自己都明白有罪，东藏西躲一年多，但检察院至今还打不定主意是否对他立案。理由是各种经济主体一律平等，谁规定不能和私营公司做买卖？谁能说出高科技企业的利润该是多少？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认定多付的钱是贪污还是利润。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司法部门在打击洗钱方面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当然也不能全怪他们，法律依据毕竟也不完善。

　　最后，反洗钱还要加强国际合作。据国际银行信用分析社估计，1993—1998年俄罗斯流出的资本大约为1360亿美元，大大超过外国投资者和国际经济组织流入俄罗斯的资本数额。后来，又发生了涉及叶利钦总统的女儿及一大批官员的俄罗斯犯罪集团，从纽约银行转移上百亿美元的洗钱丑闻。当时，我正在美国访问，这一洗钱案已炒得沸沸扬扬。我同美联储、司法部的专家和官员交谈时曾说，美国大概是各国腐败分子藏钱最多的地方。他们承认这一点，但也提出，打击国际洗钱犯罪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例如，卷入俄罗斯洗钱丑闻的银行不下20家，除美国外，还有英国、德国和瑞士的一批大银行，涉及账号几百个。

　　所以，现代金融体系已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反洗钱需要加强各国金融机构间的合作。随着我国金融业走向国际化，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无论防范国内腐败分子的资金出逃和洗钱，还是防范国际犯罪集团以投资、贸易形式进入大陆洗钱，都需要进一步密切与各国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的合作。在保护金融机密的前提下，加强对各种可疑交易和资金往来的的跟踪监督和国际协查。(记者 邓科)(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