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6日电 当我们今天取得抗击非典全面胜利时，不能不想起非典初犯北京城时的北京人，想起那些英勇应战的医护人员。

　　下面是新华社在4月20日播发的一条通讯：《当我的妻子战斗在防治非典前线……》。今天读起它，仍情不自禁地要为之落泪……

　　《当我的妻子战斗在防治非典前线……》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题：当我的妻子战斗在防治非典前线……

　　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我的妻子就在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第一线工作。对这一点至今我都难以置信，因为我没料到这么可怕的巧合竟会落到自己头上。

　　当时消息来得很突然，早上她还像往常一样洗漱、吃饭，然后骑自行车去上班，下午就打电话来说，她接管的一个病人疑似非典，医院安排她隔离。那是4月7日，到今天，我们已有整整半个月没见过面。那时窗外的杨树还垂着暗红的杨花，而今已是绿满枝头了。

　　隔离前她恰好在读一部法国小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几乎原样复制了书中的情节。在小说开头，主人公里厄医生把妻子送上火车，因为她要去外地养病。不久，医生所在的城市就因流行性疾病爆发被封闭起来，两人失去了联系，直到将近一年后疫情结束。

　　我的医生妻子被隔离时，我也正要出差。作为一名记者，出差自然是家常便饭，但这次离京我心情很复杂。妻子是第一次读这本书，只读一小半就丢在家里了，恐怕要等非典疫情过后才能继续下去。而我早已熟知故事的全部：到结尾城市重新开放时，里厄医生得到了妻子去世的噩耗。我庆幸她还没有读到这里。

　　当然，非典的严重性远不及小说家笔下的恶性传染病，它得到控制的时间也远不用那么久，即使不幸被传染，出现严重后果的概率也要低得多，但是要想让作为当事人的我除掉心中的恐惧和忧虑，实在不容易。

　　万一呢？万一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小说中，里厄在送走妻子时还说了句“得好好保重啊”，而我，在妻子离开时连这么句话也没来得及当面对她说。

　　我不希望妻子知道我这些想法，那会削弱她的信心。现在我之所以敢把这些写出来，是因为我清楚，处在隔离中的她没机会也没精力看到这篇文字。万一她看到了，我也希望她能明白：生活与小说毕竟是两码事，我不相信我们真会那么倒霉；并且，死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我们相爱才最重要，单为这一点，她也应该与疫情顽强地抗争下去！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里厄夫妇进步得多了，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随时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这实在说不上幸运，因对情况一无所知而茫然无措和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发展却无能为力，这两者究竟哪一个更好些，很难说清。“我们医院有五个护士发烧了。”这是她4月9日晚给我发的一条手机短信。有生以来，我还从没觉得“发烧”两个字是那样可怕，因为它们不再代表平常的头疼脑热，而是意味着有可能卧床不起，有可能被切开气管，有可能……我不敢多想。接到这条短信后，我每天都对手机提心吊胆，生怕这两个字再出现在屏幕上。

　　10日，她说：“医院里不接触非典的人都不住宿舍了，整个楼都快空了。”这条短信让我心里一阵酸楚。他们那幢宿舍楼有6层，每层30多个房间，原来每间房住三四个人，而现在她却孤零零地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我能体会她的心情。她父母都在外地，被隔离以后，她迟迟没有如实告诉家里，怕老人担心。而我又不在北京，所有的担子都得她一个人挑了。

　　11日是她最艰难的时候。那天周五，有确切消息说下周一他们医院将把她所在的急诊内科病房改辟为非典专用病区，她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申请调到其他科室，要么留下来每天和非典患者接触。“我怎么办？”她问我。其实她有理由离开，因为她并非呼吸疾病和传染病的专业医生，这么重要的工作应该让专家来做。而我，自然盼着她尽早远离传染源。可是她十分犹豫，她说：“我就这么走？这就是临阵脱逃，那多丢人？”

　　我承认当时我很自私，我对她说：“这种时候还怕丢人？我可不希望没有老婆。”

　　她勉强笑笑说：“还有，原来我管那个怀疑是非典的老太太已经确诊了，而且就快不行了。我实在不忍心丢下她不管。她家里人对她特别好，她儿子真是孝顺，每天在那儿守着，现在也被传染了。”

　　我说换了别的大夫一样会照顾她，可她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我都急了：“这事有什么好犹豫的？要么走，要么留，你决定就是了。”

　　她在电话那头哭起来，责问我：“你怎么这种态度？”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很内疚。过了一会儿，又打过去向她道歉，然后说：“要我决定，我还是首选让你离开。但是情况究竟怎样你比我清楚，你怎么选择我都支持：走了当然好，但是你要想留下我也同意，因为我感到骄傲，我老婆很勇敢。那你就不仅是我老婆了，而是英雄啦！”

　　她笑了，说周末两天再考虑一下。14日，她正式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5名专治非典型肺炎的医生之一。不光我担心她，她也对我放心不下，因为我这次出差恰好是去被认为是非典发源地的广东省。临走前，她坚持让我带上板蓝根和阿奇霉素。“不是说板蓝根不管用吗？”我问。

　　“管它管不管用，你先吃着吧。”她说。人民医院并非治疗传染病的专业医院，连传染科都不设，所以我妻子刚接手非典时，也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给我出的主意比社会上传言的法子高明不到哪儿去。

　　当初得知我娶了一个医生，不少人意味深长地祝贺我：“你很幸福啊！”其实情况不像他们想像得那样。有一个医生妻子，我不仅日常生活受到许多限制，而且并没有享受到“全天候保健”的待遇。她是个柔弱的人，平时对待病人似乎很坚定，一旦我出点问题就没了主意，常在我是否需要吃药、该吃哪种药之间犹豫不决。她说：“要是将来你得什么大病，我一定让别人治，我可不敢上手。”木匠家里常有拉不开的抽屉，拳击手看见自己的儿子流鼻血就惊慌失措，相声演员一到台下便拙嘴笨腮，我的医生妻子也是这样。你看，和医生结婚有啥好处？我想说的是，仅仅是出于对她的爱和尊重，她的非典预防建议我才都照办了，明知道可能没用。事实证明，我并没有被传染，妻子也尚未出现异常，但她还身处险境之中。昨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又哭了，当然除了累也没更多缘由。“就是想哭。”她说。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她，这两天北京又凉了，要多穿点衣服。我知道，我是她的精神支柱，同时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想，只要有像她这样一群人战斗在第一线，我们战胜非典就有希望。（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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