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30日电　朱伟平：护卫生命战非典

　　我叫朱伟平，是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长。说起佑安医院，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典时期，佑安医院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那天，我们医院组队，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围观的群众看到了佑安医院的院旗，都不约而同地为我们鼓掌，为我们欢呼！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为自己是这个英雄集体中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我能在这样隆重的场合，向大家汇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难忘的故事，感到非常的荣幸！

　　佑安医院是在3月9日被上级确定为北京市第一家非典定点医院的。命令下达后，医院迅速成立了第一个非典隔离病区；我，也成为了这个病区的第一任护士长。

　　由于形势紧张，上级给我们的筹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4小时，那是一个极其紧张忙碌的昼夜。腾病房，打隔断，安上消毒灯，备好呼吸机……准备工作还没就绪，病人已经到了。

　　第一位ＳＡＲＳ病人是在3月11日早上8点，被急救车送到隔离区来的。我是医院里第一个走到急救车前的护士，当时，病人还在车里，虽然此前我已经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是看到立在车门前的两位带着拱形口罩、全身防护得严严实实的护送人员，我的心还是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不知道送下来的病人会是什么样子。病人缓缓地从车上下来，我看到了他那茫然无助的眼神，喘着粗气，艰难地挪动着身子的时候，心里真有些害怕。人们把护士叫做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而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职责和使命都要求我这时不能退缩。害怕归害怕，我还是迎上去，对他说：“别紧张，你到家了。”

　　与ＳＡＲＳ这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病人接触，需要有特制的医用防护服、眼罩、口罩和头盔。可当时医院里没有，就是整个北京市场也买不到。医院只好买一些游泳镜，从消防队借几个防火头盔。那时候，病人看着我们这种不伦不类的穿戴，简直分不清我们是干什么的。

　　4月初，更多的非典病人来了，有的还伴有肝炎、尿毒症、心脏病甚至艾滋病，什么样儿的病人都有，而且一半以上都是重症患者，他们需要气管插管、气管切开、血液透析……看到病人渴望求生的眼神，听到“大夫，救救我，救救我们全家”的呼救，我们的心在流血。

　　在这特殊的时刻，我们没有后退，也没有胆怯，而是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在最初的十几天，我们医院36台呼吸机同时使用，护士们最忙时每天要换500瓶点滴。开始，临时病房里没有中心供氧装置，病人用的氧气瓶一天要换一百多罐。临时病房中没有卫生间，也没有上下水，病人大小便都要在屋里。可原本医院里的卫生员，因为恐慌，一夜之间几乎跑光了，病人所有的生活护理都压在了护士身上。

　　病人要洗漱，护士李素华每天用塑料桶配好温水，一桶一桶地抬到每个病人面前，然后把用后的污水一桶一桶抬回卫生间消毒处理，从没有一句怨言。ＳＡＲＳ病人的排泄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患者每一次大小便，护士都要用消毒液反复搅拌，放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倒掉。身材单薄的护士程鸽，才20岁，实在提不动几十斤重的马桶，就用双手抱着马桶，一步一步地往卫生间挪。还有护士李冬梅、赵晶、崔影，她们个子都没有氧气瓶高，体重也没有氧气瓶沉，居然能把100多斤的氧气罐，一个又一个的送到病人床旁。作为护士长，我看在眼里，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心疼她们，也为这些可爱的姑娘们感到骄傲。

　　除了治疗和生活护理，心理护理对非典病人也很重要。患者小徐，是个大学生。她的爸爸妈妈被ＳＡＲＳ夺走了性命。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小徐的精神击垮了。入院时，她的病情危重，高烧不退，呼吸非常困难，医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那几天，一见到医护人员，小徐就反复追问：“我快死了吧，我还有救吗？”为了鼓励她，金荣华主任查房时，就站在她的床边，特意摘下防护手套，攥住她的手，说：“我的手是热的吗？”小徐点点头。金主任说：“这，就是生命。挺住，过两天，就会好起来”。

　　从那天起，小徐就不断地收到金主任发来的手机短信：“一定要坚强，你肯定能挺过去”，“含泪的青春也是美丽的”，有时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有时只是一条开心幽默。一条条充满关爱的短信，给了她力量。小徐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心情也渐渐开朗，她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大夫，能把她治好。一个多月后，她痊愈了。出院的时候，小徐对我说：“是金主任这些短信，伴我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我要永远珍藏。”

　　一个轻轻抚慰，一条简单的短信，在病人的心里，竟会起到如此神奇的作用。从那以后，我们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所有的住院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那一段时间，大家的手机都成了热线电话。有的人一个月的电话费竟花了2900多元。小小手机，成了医患真情互动的窗口。

　　一天夜里，我下班刚回到宿舍就接到电话：7位重病人马上就要送到医院。想到当时病房里只有两名值夜班的护士，忙不过来，我马上返回了病房。看到两个护士忙个不停地给病人抽血、注射、吸痰……，我就推病人去拍片。ＳＡＲＳ病房与放射科有100多米远。那一夜，天下着雨。我一手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病人，一手打着雨伞。一把伞遮不住两个人，我就把伞撑在患者头上，自己的隔离服很快被淋透了，寒风袭来，周身冰凉。7位病人我来回推了7趟，200米路程并不算长，可那天，我真是觉着累极了。推最后一个病人的时候，我感到病区和放射科之间的路是那么遥远。

　　4月1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医院为我们一线医护人员做ＣＴ普查，别的护士很快就走出机房。轮到我了，机器一遍遍地不停地旋转着，我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ＣＴ终于停止了转动，看见放射科医生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被感染了。那一刹那，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屋里静得让人喘不过来。由一名ＳＡＲＳ病房的护士，突然变成了一名ＳＡＲＳ患者。我一时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还能站着走出去吗？我还会见到我的父母和孩子吗？生死未卜，我的心就像灌了铅一样。离开放射科，我们住进了自己亲手筹建的病房里。

　　这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和市委书记刘淇等领导来到了我们佑安医院。总理一下车，就快步走上前，和所有在场的医务人员一一握手。他带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和嘱托。最后，温总理向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那一刻，在场的人激动得热血沸腾。

　　傍晚，院长赵春惠来到病房，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我们这些倒在病床上的医护人员。她说，总理很关心大家，指示我们一定要做好医护人员的防护，只有医护人员健康了，才能更好地救治病人。总理的亲切关怀像一股暖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赵院长转过身对孟主任说：“你们要不错眼珠地给我盯着，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治好。”我对院长说：“在医院最需要医护人员的时候，我却成了病人，不但帮不上忙，还躺在这儿给大家添麻烦。……”院长拉着我的手说，“别想那么多，你们已经尽职尽责了，这是你们的又一个战场，这场仗也必须打赢。”

　　我的同室病友程鸽是个刚毕业的护士，在爸爸妈妈面前她很乖巧，工作中，有时在我面前也会撒个娇。此刻，她却很坚强。她没有把得病消息告诉父母。她怕父母着急，像往常一样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每次打电话之前，都要吸足氧气，骗妈妈说：“我们在医院吃得特别好，我都胖了，过两天我就要去休假了，您放心吧。”小程鸽特意把话说得轻松愉快。护士节前一天，程鸽意外地收到了妈妈的来信。“程鸽，明天就是护士节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你病了，没有告诉我，我知道你是怕我着急，可是你不该瞒着妈妈。在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却不能在你身边，女儿，你长大了，懂事了……”读到这里，她哭了，“护士长，我想我妈，想回家……”我也哭了。

　　看着同事们每天那么忙碌，我们医院先后病倒的12个姐妹，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们仔细把自己生病的切身感受记录下来，写成了厚厚的分析材料，交给医务科、护理部，为医院制定《非典诊疗护理常规》和《消毒隔离规范》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我们觉得，我们病得值了。从那以后，我们医院再也没有发生一例医务人员感染。在抗击非典的这场战役中，我们冲锋在前，用我们的血肉之躯为大部队冲出了一条血路，让我们的战友绕开我们曾经趟过的雷区前进。

　　一个月后，我们12个姐妹都痊愈了。在12个姐妹中，我是最后一个出院的。在我解除隔离那天，我们12个人相约去了一个小餐馆。大家要了几个爱吃的菜。平时我们这些女同志从不喝酒，可那天，每个人都张罗着要酒。啤酒上来了，没想到每个人都是自己把酒杯斟得满满的。大家百感交集，没有人说举杯，12个酒杯却不约而同地碰到了一起。这时我感觉到，千言万语溶在了酒中，千情万感溶在了酒中，所有的人一饮而尽，为战胜非典干杯！为重获生命干杯！（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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