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李海鹏

　　事后人们得知，解放军小汤山定点医院没有重大新闻，但在五月，这所医院就是神秘莫测的新闻本身。每时每刻，它都作为一个灰色的谜，在景伟华的头脑中往来翻腾。当120车队为通过八达岭高速公路上的白葛收费站而减速时，他又一次态度很坏地质问护送他的佑安医院大夫：“您敢说那不是非典集中营？”

　　这就是到了小汤山了

　　这是北京春色怡人的季节，5月1日，大约是23时35分左右。在小汤山医院的监控中心里，院长张雁灵、政委徐达穗通过十几个大屏幕看到了车队通过收费站时顶灯闪烁的情景。在接受赴任命令时他俩正在国防大学进修，此时距他们抵达小汤山仅仅54小时，而他们还需要再呆上54天。

　　第一辆救护车在23时43分驶进了医院西门。30名接诊医护人员在夜色中踌躇不前，于是护士长韩红芳迈步走向黑暗中的病人，厉声向后喝道：“跟我上！”年轻的护士们咬牙迎上去，用轮椅和担架接下了第一批17名病人中最重的几个。景伟华下车时喘得厉害，又看到夜色茫茫，到处都是建筑垃圾，心里一凉，坐到了地上。在他前面，有几名十几岁的孩子在自己行走。一个40多岁的男患者拖着脚步不进医院，靠在墙上哭。

　　由于处在身体与心理双重危机之中，SARS患者们的恐惧被强烈地放大了。从5月1日至28日，在由北大医院、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等北京几十家医院转来的14批680名SARS患者中，首批病人的转运是最为艰难、最不成功的。这一天原计划转运200名SARS病人，但实际成行的只有134名。66名病人拒绝转运，他们比景伟华更怀疑，小汤山医院名为医院，实际上就是个集中营。

　　那也正是北京的公共心理危机最严重的阶段，5月1日这天上午，一则手机短信传遍了北京：“今晚转运非典病人，千万小心”。

　　护士毛颖扶住那个靠墙哭的男人说：“别担心，我们是解放军，病房里还有鲜花呢。”听到毛颖对这个男人说的话，景伟华站起身来，在两名护士的搀扶下走向病区。这时他又听到一个东北口音的女声在喊：“尽量让病人自己走，谁也不许说话！”

　　来自302医院、在小汤山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周先志站在西门门口，监督救护车上参与转运的医护人员与小汤山医护人员的签字交接。他到达小汤山医院已经一周，但是并不熟悉这里，因为太多的东西都是新的，与正规传染病医院完全不同。

　　由于护士们都穿着3层隔离服，戴着护目镜和3个16层棉纱口罩，景伟华没有能够看到护士们的平头，因为病毒可以在头发上存活6小时，来自309医院的副院长邓传福要求她们必须把头发剪掉。

　　来自沈阳军区总院的护士长陈红是在这天早上8时得知晚上将有非典病人入住的，从8时30分开始，她和病区主任带领几个护士，把病人需要的生活用品送入病房。“工作特别的琐碎，特别多，好像总也干不完。”

　　当天下午，最后一拨施工队伍刚刚撤出现场，小汤山实现清场；晚上10时半的时候，所有医护人员撤离病区，准备迎接病人。午夜时分小汤山周围一片寂静，天上的星星看得非常清楚，救护车的声音老远就能听到。

　　在当天晚上，任何一种从容还都无从谈起。从4月27日开始，来自各大军区的医护人员陆续接受培训。通常来说，第一个进行培训的是周先志，他的任务是对受训者晓以有关SARS的种种利害。每天午饭过后，309医院的护士长焦卫红会利用整个下午，讲述防护服的穿脱方法。陈红发现，这一穿脱的过程非常烦琐，而且医护人员每进一个区要穿一层防护服，要求得非常严格。

　　当时，小汤山医院的物资并不充足，寝具、药械等等医疗物资，还要到一公里以外的军需仓库去领取。尽管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口罩等防护用品的质量还是出现了问题，邓传福副院长特许医务人员不限量使用，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空气自然是紧张的。

　　在一病区附近，一个1.83米、40多岁的男患者终于走不动了，陈红快步走过去扶他。一个护士说：“护士长，我来。”陈红急了：“谁也不许动，不许倒手。”

　　足足花了20分钟，经过病房区东南角的接诊科的安排，景伟华才被两名护士搀进了一病区202病房。病房是白色的，大约15平方米大小，有两张床位，但似乎只住他一个人。在电视机旁边，他果然看见了一束鲜花。墙上伸出氧气管和负压吸引器，床头还有呼叫器，他摸过去，摁了一下。一个全身雪白、状如太空战士的护士应声走进来，远远地对他说，“准备检查，马上打吊瓶。”

　　景伟华往病床上一躺，认命了，心里想：我这就是到了小汤山了。

　　“谁紧张都是正常的”

　　5月1日晚上，小汤山的心理结构呈现出一个纺锤形的曲线。亲临现场的官员、首长和院长一级的干部还是比较稳的，他们已经做好了各种打算，又了解北京前期SARS流行的状况，当时只能咬牙前进，别无选择。少数医护人员，尤其是年轻女孩，确实曾因恐惧而心理变形，后来不得不求助于医院特设的心理咨询中心。护士们刚刚配发的“小灵通”手机界面上都写着“我们必胜”四个字。最大多数的医护人员则是沉默的，除了恪尽职守和遵从防护守则之外，差不多没有什么余力去思前想后。

　　“那时候的心理除了想赢怕输之外简直没什么好形容，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怕自己紧张不起来。”焦卫红说。

　　每间病房都有通向门外的一条宽阔的、用铁栏杆围起来的室外活动长廊，病人可以在这里透透气，呼吸新鲜空气。凌晨2时，救护车的叫声还在不断传来，一批又一批病人次第抵达，景伟华根本无法入睡。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没认出那是条走廊，以为是封闭栅栏。这时他才发现，床头还有一部电话，他问给他输液的护士：“这电话能打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景伟华没有动作。他不知道该打给谁。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哪家医院，只知道她还没到小汤山。直到6月9日出院之后他才知道，在4月26日，自己患病3天后，妻子已经去世。

　　凌晨一点钟，又一批10辆救护车到达小汤山，韩红芳再次迎过去。这时的气温已经从白天的32摄氏度降了下来，但她仍然汗水涔涔，手在双层手套里湿淋淋的，扶住病人的胳膊的时候直打滑。

　　周一婷(化名)下了车，四处寻找有没有自己的同学，但是灯光并不明亮，她甚至无法看清其他病人的脸。相比别的病人来说，她算是比较轻的，患病虽然只有一个星期，还没到恢复期，但是发烧和咳嗽都不明显。

　　在因发病被送到发烧门诊的前一天晚上，4月22日，她还在听同学弹吉他，弹的是《独角戏》，还在中央财经大学的BBS上灌水声讨回家的学生，打了很多感叹号。当时学校里的空气已经非常紧张，但是其他同学的措辞还是让她笑出声来。没想到，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她已经被送到了这个自己连方位都搞不清楚的地方。她忐忑而乐观地决定自己走进病区，拒绝了一个护士的帮助，“别靠近我啦，小心传染你。”

　　这天晚上到达小汤山的大学生总共是7名，后来又转运来13名，在5月中旬统一调到了同一病区，但当晚还处在彼此分散的状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患者当时被分在二病区，由于双层手套打滑，护士在输液时几次扎不准，呼吸不畅的患者急躁起来。焦卫红正巧进来督察防护纪律，警告护士说：“不许摘手套，就这么扎。这第一天谁紧张都是正常的，无论是患者还是护士，可该怎么治还得怎么治！”

　　周一婷当时被分到七病区，也是独住一间病房。刚安顿好，她就听见病房外一阵忙乱，一个护士似乎是在冲另一个护士喊，“丹——参！丹——参！”病房主任杨令国停止了查房，在石板路上疾步行走，经过周一婷的病房，冲向出事的26床。除了这一夜能够缩短两个小时之外，没有什么能够让他真正放松下来。

　　生长中的医院

　　小汤山医院的病人是统一调配的，为了保证病人的安全，也考虑到小汤山医院的实际能力，当天接收病人的选择标准是：在原医院病情稳定，在转送过程中不会发生危险。为了保证这一点，病例早在傍晚7时以前就全部传到了小汤山医院的电脑上，周先志带人逐一核对，确认不会出现意外情况。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护士跑过来告诉他，“有一个68岁的老太太病危！”周先志气得要命，没有病危报告，凭什么随便说病危？可是当他走进病房时，立刻明白那位护士是对的。病人已经神志不清，心脏跳动微弱，脸色因缺氧而憋得发紫，双手痉挛着试图撕扯供氧管。

　　这个名叫张淑芹的老太太当时房颤、心衰，呼吸极度困难。杨令国想上呼吸机，但是护士们不熟悉呼吸机的使用方法，他进行指导调整就花费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我把着这边儿，你们干别的呀！”杨令国说，护士们开始给患者建立静脉通道，连接脉搏氧、血压、心电监护。稍有好转之后，老太太表现得非常烦躁，不断拽下面罩，蹬掉输液针头。20分钟后，她安静下来，站在病房门口的周先志心里一紧，可别刚接收病人就死人啊。在302医院，他多次看到，病人在抢救过程中突然安静下来，然后就迅速死去。但是这一次，安静意味着好运气，他看到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由低到高，逐渐上升。杨令国和周先志长出了一口气。在检查科，来自301医院的黄德亮博士通过监视器看到这一情景，也松了口气，看来今天夜里不会有病人到他这里来了。尽管经过了一再调试，可是对于匆忙安装上的医疗仪器，他还是有些担心。

　　凌晨1时，最后一个车队即将来到。

　　从第三批病人开始，小汤山医院开始直接从发烧门诊接收病人，因此包含了一些可能会发展成为重症的病人。但在5月1日晚上，这一条件显然还不具备。

　　到病房的路上，周一婷看到建筑垃圾堆积如山，建筑工人们仓促撤退时扔下的小型工具还散放在墙角，她感觉更像是走进了一个废墟，而不是医院。事实上，这样的野战医院具备一种生长的能力，几天之后，各种情况就迅速地走上了正轨，因此当张雁灵听说第二批转运来的病人中有几个无法治疗者时，他表现得非常平静。

　　那是小汤山医院里几个最倒霉的患者。第一个被感染了SARS，又遇上了车祸，不仅肺部严重纤维化，而且还有脑外伤和脑水肿。第二个是SARS和肺结核的双料患者，一度出现重症信号，难以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案，因为激素是治疗SARS的最有效药剂，但对于肺结核患者来说却万万使用不得，来自第一军医大学的杨震峰教授和第三军医大学的胡建林教授最后给出的是一个综合方案。其他几个病人都是严重的合并症，后来都被送到ICU(重症监护)病房，有一个病人后来加入了小汤山医院总共8名死者的行列。

　　凌晨3时，窗外的喧哗渐渐消失，占地122亩的小汤山医院沉入无边黑夜，景伟华睡着了，周一婷还在打电话，向朋友报平安，护士进来打手势让她休息。

　　在小汤山医院运转的54天中，先后收治SARS患者680名，其中家人多人感染并有死亡者67人，家人多人感染无死亡者186人，同事多人感染者212人。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划分，危重47人，稳定459人，康复期174人。在此之中，周一婷显然是一个幸运者，而景伟华，也不算是最不幸的人。

　　夏天即将到来，天亮得早，韩红芳和陈红在早上5时按照程序，卷着脱下防护服，去淋浴间洗澡，准备离开医院。在九华山庄，又一批医护人员正准备上班。黄德亮教授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对几个博士生说：“呵呵，第一天，一切还都在计划之中。”

　　按照计划，小汤山医院将要开到遥远的8月份，那么如此漫长的一夜在时间表上还不到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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