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16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陈芳

　　就在人们沉浸于中国新添三处世界遗产的喜讯时，一则关于“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将再建新坝”的消息近日传来。面对日趋严重的遗产隐患，不少专家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争抢申报世界遗产时，是否还记得“申遗”的真正目的？

　　争先恐后：申报热潮“涌”中国

　　江南古镇周庄、同里，浙江余杭、桂林漓江……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当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申报世界遗产工作。

　　让人类共有的财富得到全世界关注和保护，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上世纪末，当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古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时，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才知晓，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可以有如此巨大的旅游品牌效应和社会效益。

　　这是一组常常被专家提及的数据：2000年，山西平遥的国内游客、门票收入、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是申遗前的1996年的6．3倍、7．5倍和6．2倍。

　　目前，我国已有百余个单位申报世界遗产，有49处申请项目已被列入“预备清单”。仅安徽古村落的申报成功就引来上百个镇、村群起而效之；云南每年由政府投入数百万元开展申报工作；陕西全民动员矢志成为西部遗产大省。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各类遗产一国一年只能申报一个，所以国内多数项目都在“排队”静候。

　　为保证申报顺利进行，申请单位往往要做好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拆今护古”、斥巨资改善环境等举措都是必经过程。在已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颐和园、泰山、武夷山等景点景区，都曾经痛下决心拆掉了大批与世界遗产要求不符的建筑。

　　谈起“申遗热”，世界遗产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表示，要积极支持和引导。在他看来，我国的资源丰富多样，29个入选太少。他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自然景观丰富多样，可列入名录的名胜古迹数量堪称世界第一。世界遗产既是古代文明史的见证，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的标志。我们不要限制申报，但必须明白一点，申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还是拿去开发赚钱？”

　　杀鸡取卵：遗产不能承受之重

　　实践表明，仅仅强调“申遗”成功的保护义务，虽然可以高屋建瓴地对商业开发大加斥责，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陷入尴尬。

　　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焚，乐山大佛旁塑建“巴米扬大佛”……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重开发轻保护，滥盖楼堂馆所，乱搭电梯索道，大建人造景观，严重破坏了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除了留下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带走记忆什么都不带走。”这句在环保人士中间流行的话，点中了当前某些遗产地保护的堪忧状态。

　　屹立于岷江之畔的都江堰，其遗产保护工作本来是令专家引以为豪的，圈内甚至有“要学就学都江堰”的话。政府几年前拿出1.4亿元大力整治拆除周围现代建筑，迁出居民。自“申遗”成功后，这里一直都在走合理保护与利用的路子，去年城市还在不停地整改，“功能分区”得到有效强化。然而，“都江堰再建新坝”的消息还是打破了曾经的美好。

　　“都江堰的价值，不仅仅是几百万亩良田，更是2250多年来人与自然的和谐救治方案。这样一个‘国宝’工程，却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要在上游遗产核心区几百米处建个杨柳湖大坝，真是荒唐之极。以往有些部门把遗产地看作谋利工具，如今又出现了在遗产地随意规划的破坏性开发。这种与都江堰治水理念完全相反的做法，哪里是在履行保护义务呢？”言及此事谢凝高教授忧心不已。

　　重庆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吸客石”，去年门票收入已达2000余万元。原本可以在几年内偿还“申遗”的1800万元贷款，可由于当地县域经济不发达，每年还得从景区的门票中提取部分作为财政收入，提取比例从往年的35％提高到45％，遗产地陷入负债近三千万元的境地。

　　专家强调，当前遗产保护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者的认识错位上。一是功能错位，世界遗产的功能主要是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二是性质错位，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三是空间开发错位，在保护区内搞经济开发、旅游开发。

　　我国已有“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等14处世界遗产受联合国监测，有的已处于“病危”境地。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十分忧心，“以损坏或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变现’经济效益，长此下去，很可能无法通过联合国六年一次的检查，而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体制不顺：破坏性开发何时休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都是国家立法，国家直接管理。然而，由于现存体制的缺陷，我国既无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又无一个权威的、全国统一的遗产管理部门，导致政出多门，交叉管理。如文物单位由国家文物局管辖，国家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管辖，国家森林公园属林业局管，国家自然保护区又分属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地矿局等管理。

　　“‘国宝’名义上是国家管，但这种大而统的风景名胜资源所有权与实际支配权的纷争，使得各部门在行使管理权时形不成合力，一些地方政府在遗产保护中往往忽视景区的整体性，出于地方利益为开发商的‘破坏性’投资大开绿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李迪华直言不讳。

　　无法可依和权责不明，加重了管理的随意性及长官意志。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套用开发区的相关法规来管理世界遗产；有的擅自改变遗产地管理体制，将遗产地划归旅游部门，捆绑上市或租赁经营，致使遗产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丽江行署专员和自兴认为，长期以来，决策失误的当事人往往以一句轻飘飘的缴学费搪塞，或做个检查、受点批评敷衍了事。违规行政造成的损失，则全由国家来“埋单”，这正是长期以来某些地方政府盲目决策、瞎指挥、违规行政不绝的根本原因。

　　专家呼吁，当务之急是制定世界遗产保护法规，成立直接管理世界遗产的权力机构，设立国家遗产基金，依法严格管理世界遗产。对这些不断上演的破坏性开发，要让有关部门和责任人为随意行使权力，随意规划付出巨大代价，这样才能惩前毖后。

　　曾经有过那么多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教训，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对“保护第一”方针始终存在片面理解和错误认识。人们多希望，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理论”与“实践”，不再威胁世界遗产！（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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