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万事，以何为大--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之际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中国共产党新党章上的这段话，是党中央在新世纪之初，居安思危，向全党敲响的警钟。在纪念建党82周年的日子里，认真回顾“两个最大”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加强党的建设

，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是会有所裨益的。

　　生死与共换来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革命成功？答案并不神秘，除了有马列主义指导、能够把中国革命引上正确轨道这个基本前提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所有反动统治者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割断这种联系。

　　手段之一是大搞白色恐怖。当年，奉系军阀可以公然派军警闯入苏联使馆区抓捕李大钊，把绞刑进行了整整40分钟；国民党反动派甚至祭起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这种封建时代最野蛮的杀戮手段。

　　手段之二是建立“隔离带”。十年内战和抗战时期，日军在东北搞“并屯”，在华北、华东筑篱笆墙，挖封锁沟,都是为了割断中共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共产党人越杀越多，革命队伍也越来越大。这种感召力从哪里来？就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

　　从高举“劳工神圣”旗帜的“二七”大罢工，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还有唤醒农民“耕者有其田”世代梦想的土地革命，民族危亡时刻高举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直到向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发起总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多出身有产阶级,但他们视升官发财如粪土，自觉投身革命事业。中共最早的农运领袖，是出身豪绅家庭的彭湃和夏明翰。彭湃甚至带领佃户去分自己名下的土地。叶剑英、贺龙都是国民党军重要将领，却抛弃高薪巨饷，在革命低潮时毅然入党，对屠杀工农者打响了第一枪。

　　在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淮海战场上，表面上是60万共军与80万国军的对决，但实际上在共军背后，各地踊跃支前民工达543万人，平均每一名战士背后就有九个民工。这支世界战争史上自愿为军队服务、并勇敢地承受了巨大牺牲的最大的农民后援队伍，是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五省解放区的翻身农民，他们用背扛、肩挑、车推、船载、毛驴驮、牛车拉、担架抬，形成了亘古罕见的运输大军。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作为经历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军队的统帅，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

　　党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人28年的奋斗牺牲得来的，是无数烈士鲜血浇灌成的。

　　患难相依筑就血肉联系

　　中国5000年历史有个规律，英雄豪杰打天下时多数注意提出各种反映群众要求的口号、以便收揽人心。但改朝换代后，就脱离群众，过上帝王将相的奢靡生活。只有中国共产党兑现了承诺,建立起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国后，数以十万计的城市青年和转业军人响应号召，奔赴新疆和北大荒，就是当时社会情绪的真实剪影。

　　尽管建国后党也走过曲折发展道路，但执政为民的宗旨始终没有变。

　　50年代末的共产风、浮夸风，直接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大破坏。1959年全国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3500亿斤,却在层层浮夸下统计为5500亿斤。结果按照这个数字征收公购粮，一些地方把农民活命口粮也拿走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实践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诺言，最后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而1961年批彭声浪尚未落地，面对当时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峻现实，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又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据农民呼声，提出联产到户的责任田办法，因此被批判和调离工作。随后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单干风”、“翻案风”上纲到阶级斗争高度，做了极严厉表态。

　　然而仅过几个月，又有政治局委员李富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地方党组织也上书、争辩、提建议，要求为保住农民温饱不要否定责任田，很多人为此受到批判和不公正处理。今人大都知道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人,实际上1959年以后因为为人民讲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被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是这个数字的几倍!这些今天已很少有人提起的历史说明，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渗透着维护人民利益的强烈责任感，甚至不惜“犯颜直谏”。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经济形势下，共产党人同样与人民同甘共苦。由于城市副食品供应日益困难，中央决定从1960年8月起对北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给予不同等级的特殊照顾，而党员高级干部粮食定量则和群众完全一样，当时笔者就读的北京101中学是领导干部子女最集中的学校之一，笔者亲眼见到很多同学因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

　　这一切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默默无言的行动作为回报。1962年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当年的调整计划和整顿措施，要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再度精简上千万城镇人口。周恩来动情地说：这不只是伤筋动骨，每一刀砍下去都是血淋淋的，没有办法呀，要实现工农业平衡，必须这样，否则国民经济就会被完全压垮。对新旧社会两重天仍记忆犹新的进城农民体谅国家困难，默默地收拾行装、携儿带女走了。2000多万人口，从城市回到农村，这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其它任何国家和以前任何朝代都做不到的事情。

　　“文革”是场历史悲剧,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态度。运动中全国80%以上的领导干部受到羞辱，不少人甚至被迫害致死。换了中国其它任何时代都会天下大乱。可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包括许多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听由“红卫兵小将”戴高帽、剃阴阳头、批斗，没任何怨艾—他们在一种特殊条件下，表明了自己永远是人民公仆。

　　纵观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就是与人民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历史。正如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中的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

　　“两个最大”要警钟常鸣

　　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还说明，凡是党犯了“左”或“右”的错误，各级组织和干部不得不依靠动员甚至强迫命令来迫使群众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时，即使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质再无可挑剔，党群关系也会出现紧张。因此，党的政策方针是否正确，是否合民意顺民心，是能否建立良好党群、干群关系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果断纠正了“左”的错误，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因此仍然获得广大人民真诚拥护。但新形势下，也出现了危及党群关系的新因素。

　　在白色恐怖年代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党员干部一天也离不开群众支持和掩护。而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不会马上有性命之忧了，有的人就开始高高在上，甚至筑起有形无形的墙和老百姓隔离开来。

　　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党员干部一般比较自律，不容易产生寻求自身特殊利益的意识。而执政掌权后，就有了机会和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确有一部分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工作条件，看成既得利益，甚至私有财产。这种思想病毒一旦传染开来，就容易产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倾向。

　　再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是以保持和农民的血肉联系、得到农民全力支持和拥护而自豪的党。战争年代，中共党员60%出身农民，军队战士绝大多数是农家子弟。革命圣地延安，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牺牲在前线；只有8万人口的河北阜平县，也有1万多人在抗战中牺牲。因此不止一位老同志谆谆告诫:“善待农民，就是善待自己的父母。”但全国解放几十年后，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乱摊派、吃喝风甚至勾结恶势力欺压群众的现象。在老解放区阜平县，就发生县委书记调任时，群众撒纸钱“送行”这种罕见的事。有调查材料说，中国20%的农村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当然，对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腐败。例如慕绥新马向东一案，发生在国企改革的包袱最重，下岗职工最多，不少群众生活困难的老工业基地沈阳。沈阳市有100万国有企业职工,当时下岗就有26万多人,不少老工人一连几个月连300元的退休金都领不到,甚至发生了劳模因此自杀的事。然而从这里挖出了那么多百万级巨贪，充分说明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

　　最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广大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知程度，同样关系到党群关系走向亲密还是疏远。随着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打江山”的那批人已逐渐淡出，新人在知识化、专业化方面有前辈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弱点。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这一代年轻干部，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

　　可历史的担子不会因此轻一些，反而更重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民的民主和法制观念的日益增强，都给执政党各项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群众对这一代领导人的工作失误不是更宽容，而是更严格了。有人说，革命时代的人具有天然的政治资本，即使有过错，老百姓也会原谅。而相比老一代领导人，新一代人没有赫赫战功，要想得到百姓认可和支持，只能依靠始终保持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靠不断创新的思维、发展的胆略，也就是依靠为公众服务的态度、精神和本领，才能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戴，带领人民开启新的世纪之门。

　　呼吸相通才能执政为民

　　了解这一切，也就了解了为什么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前非典一役，再次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

　　当很多旅游者和“打工仔”们纷纷逃离非典流行的中心广州时，胡锦涛同志却事先没打招呼、没清场，轻车简从，突然出现在广州商业街，人们喜出望外，争着与总书记握手；北京疫情大面积爆发后，胡锦涛又亲临一线，与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一起探讨科学预防手段和救治措施，在非典快速检测技术问世第二天，他就到作出贡献的院所慰问、考察；当疫情向北京周边蔓延，引起人们恐慌时，胡锦涛的身影又在“五一”节出现在天津的超市，人们自发地驻足列队，热情鼓掌。总书记与平民百姓聊物价，讲防治非典，有位大嫂见胡锦涛与群众直接面对面都没戴口罩，当即摘了自己的口罩。

　　温家宝同志也总是出现在疫情最重的地区，他从广东到山西，仅北京市就考察了五次。他到过最早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佑安医院看望医务工作者；他去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去民工集中的建设施工现场，去企业、街道居委会和商场。在疫情最高峰时，他和副总理吴仪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与大学生们一边就餐一边座谈，闻讯的大学生们纷纷赶到食堂，为国家领导人的不怕感染、镇定自若而感佩不已。这使人想起他就任后首次记者招待会的铮铮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党和国家领导人“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的事实，本身就在群众中产生强烈震撼和鼓舞。正是这种亲临前线的调查研究，使党和政府能迅速采取正确应对措施。

　　4月中下旬，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先后开会部署防治工作，要求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当北京疫情大面积蔓延导致住院床位紧张时，中央果断决定以最快速度建立小汤山野战医院和改建部分医院增加数千收治床位；当医护人员疲惫不堪且严重不足时，中央军委从全军紧急调动1200名医务人员进京；当一些日常生活和救灾物品供应紧张，政府又急调物资进京，并对从事餐饮、交通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职工以多种形式扶助；在得知某地出现因费用问题延误患者救治现象后，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要求各地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救治；对农忙季节因家人无法返乡遇到困难的农村家庭，各地则组织了数十万支“服务队”帮助外出民工家庭干农活。同时，中央领导又开始筹划如何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

　　什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什么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什么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两个月间幕幕往事，做了最好诠释。

　　在中央率先垂范下，许多领导干部临危不惧、深入一线，表现出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而邓练贤、叶欣、李晓红等许多医护战线的共产党员倒在抢救危重患者的战场上，用年轻生命，实现了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在广东抗击非典战役中，仅卫生系统就有200多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北京抗击非典期间，全市城区近2000人新申请入党……

　　今天当我们掀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时，完全可以从身边刚发生的这场防治非典的生动实践中加以体味。只要我们始终牢记“两个最大”，始终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人80多年来为之牺牲奋斗的伟大事业必将蓬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定能早日实现。

　　(黄苇町(北京)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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